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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西北经济开发的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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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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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知秦州李参讨平蕃酋叛乱，得良田500顷，以募弓箭手。⑿宋神宗时(1068—1085年在位)知渭州蔡挺用没官田8000顷，募弓箭手3000人，马500匹。又在镇戎军开地24顷，募弓箭手千人守之。⒀熙宁七年(1074)，带御器械王中正在熙河路以土田募弓箭手。⒁同年，王韶建议在河州置蕃汉弓箭手，朝廷从之。⒂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殿前副都指挥使刘昌祚在渭州括陇山闲田万顷，募弓箭手5000人，受到朝廷嘉奖。⒃宋徽宗时(1101—1125年在位)王恩知渭州，括隐地23 000顷，分弓箭手耕屯。⒄北宋末的靖康元年(1126)，泾原路沿边城寨、郭外居民尽系弓箭手之家，别无税地人户。⒅估计北宋治平(1064—1067)末到熙宁二年(1069)，陕西沿边各路有弓箭手46300余人，按人给身份地2顷，马口田0．5—1顷计，陕西诸路弓箭手田当有11万—13万顷，其中还不包括弓箭手隐占的田地。金朝统治秦陇地区后，弓箭手田制继续保留和推行。
西北弓箭手不仅在经济开发、变荒原为膏腴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由于他们生在边地，“便习弓马，勇于战斗，谙熟山川，通知出入道路”，⒆防边优于从内地调来的“正兵”。他们入耕出战，技艺精强，一万多人“可当正兵五七万”。⒇元祐八年(1093)十一月，时任地方官的
苏轼对弓箭手在西北防务中的作用有一段评论，他说：“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余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辑蕃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复臣”。[21]庆历年间宋夏议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范仲淹等人的整顿防务，重用弓箭手，对于遏制夏兵人掠，促成宋、夏和议的签订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于此可见宋朝及后来金朝统治者建立弓箭手田的意义了。
二、积官贮、省挽输的国有制农业开发
宋朝政府扶植私有制农业是出于军需考虑。它所开设的屯田、营田和官庄等国有制农业同样是为了积官贮、省挽输这个军事目标。
屯田是汉以后封建政府解决边防军需的主要措施之一。宋朝从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到南宋绍兴时(1131—1162)，先后在宁夏套南、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县)、原(治今甘肃镇原县)、渭(治今甘肃平凉市)、延(治今陕西延安市)、鄘(治今陕西富县)、秦(治今甘肃天水市)、熙(治今甘肃临洮县)、河(治今甘肃临夏市)、兰(治今甘肃兰州市)、岷(治今甘肃岷县)、梁(治今陕西南鄭县)、洋(治今陕西洋县)、凤(治今陕西凤县)、成(治今甘肃成县)等州设置了屯田。其特点是：
(一)分布区域广，效益差别大。前代屯田都在边州远郡，两宋由于民族政权多，边界变动大，战争频繁，土地抛荒严重，流民浮客极多，而政府筹措军需又相当困难，故屯田分布相当广泛，几成为解决军需的主要思路和途径。秦陇一带有宋朝与西夏等政权的边界线，因而也是重点屯田区。如前所述，这里虽然屯田的分布相当广泛，但从经济效益上看，除少数比较清廉勤政官员主持的屯田收益较好外，多数是时开时废，收效并不理想。这里有管理不善的问题，有官员贪占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殆是屯田制度经营方式落后，难以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二)充分利用各类官私田地。前代官耕闲田很少考虑原业主的利益。宋代土地私有制观念深入人心，政府组织屯田时，将一部分法律上属于私有的逃田、户绝田、抛荒地也包括进去，使其不致闲置，同时规定：“有逃户归业者，收毕给之。过三年者不受理。”[22]宋朝政府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既允许地方官检括逃户弃业，设置屯田，又严令逃户归业后，要按规定归还被占的田地，在处理土地所有权问题上相当谨慎；由此也见当时屯田在土地利用上务求充分，不限官私的特点。
(三)经营方式落后，管理体制混乱。屯田本来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生产形式。在世族地主所有制占支配地位的唐朝以前，不论私家佃农还是国家佃农都是在极强的人身控制下生产和生活，屯田与其他生产形式相比较，人身不自由的程度相差不多。唐中期至宋代以来，庶族地主所有制代替了世族地主所有制的支配地位，私田普遍采取文书契约租佃制经营，主佃地位对等，佃户在交纳地租的前提下有一定的生产自主权，整个生产关系领域人身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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