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宋朝西北经济开发的动力 |
 |
时间：2009-7-24 13:52:22 来源：不详
|
|
|
朝所占的份额很少，满足不了它养战马的需求。于是在令各地保甲养马，成立“马社“，倡导民间互助养马和向百姓给地，实行“寓马于农”的“户马法”，以作适当弥补外，宋朝政府还傾很大财力向周边各民族尤其是向吐蕃、回鹘、党项等民族买马。“安史之乱”后，唐朝早就向回纥买过马，那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报答回纥助唐平叛的恩情。发展到后期，竟变成了回纥向唐朝强迫性的马输出，搞得唐朝君臣疲于应付，叫苦不迭。宋朝与周边各族的马贸易与此完全不同。它是宋朝政府主动要求和组织的，其中包含着两方面的用意：一方面是为了获取战马，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卖马人刺探蕃情，为边境防务做安排。用宋真宗的话来说，即“买马之法，不独繁牧国马，亦欲招来蕃部，以伺敌情“。[29]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宋朝每年以大量茶、绢、银、铜钱、盐钞等，向西北各族买马。其中由沿边长官差人到吐蕃、回鹘、党项等族中去招商，使其将大批良马赶到秦州、西和州等马市，由宋朝市马官开具公函，送京师估马司给钱收买的叫“券马”；由宋朝在秦、渭、泾、延、环、庆、仪(治今甘肃华亭县)、原(治今甘肃镇原县)、阶(治今甘肃武都县)、文(治今甘肃文县)、西和(治今甘肃西和县)州和德顺军(治今甘肃静宁县)等临边州军设市，派提举买马官主持买的叫“省马”。熙宁以后，又在熙河路通远军(治京甘肃陇西县)、永宁寨(在今甘肃甘谷县)等地设置市马场。正常情况下，各马市每年的买马额从数百匹到一二万匹不等，并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宋初每年在西北的买马额不过5000余匹。宋仁宗天圣中(1023—1032)增至34900匹。[30]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秦州买马每年仍以20000匹为额。[31]乾道八年(1172)，宕昌监“年额买马几近万匹。”[32]每马价格一般都在五六十贯以上。
宋朝在西北的买马是一项交易额、牵动面都很大的经济活动，然而促动这一经济过程的内在机制却是政治考虑和战备需求，而不是发展经济和经济法则。马市对与马相关商品的民间贸易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就是说，官方的马市愈兴旺，民间茶、盐、绢、马等商品交换受到的妨碍就愈多，对于民众和茶、绢生产者带来的损害也愈大。蜀茶是宋朝政府用于西北茶马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宋神宗熙宁间始置提举司，岁课30万缗。元丰时增至100万缗。及至南宋绍兴时，“茶司岁收二百万。”[33]这些钱都是从茶农和茶商身上夺来的。川、秦茶场的园户既收二稅，又输土产。隆安县园户除二税、土产兼收外，还收“茶课估钱”，建炎元年立为额，直到宋宁宗庆元时(1195—1200)“始除之”。[34]其他苛捐杂税不一而足。马市对于一般民众造成的负担也极重。国家买马要马市所在地的民众提供各种劳务，马纲所过，沿途要供人粮马草。史书记载，秦、川等地每年以万计数的马赶到京师，“公司经费十倍”，“纲兵所经，甚于寇贼”。[35]这是消极的一面。
从积极的方面讲，宋朝通过马贸易要想达到的改良马种，增加战马，刺探敌情，提高边界防务能力等政治军事目标，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边界防务的加强，客观上有利于保护内地先进生产方式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中原政府与边境民族大规模的马贸易和其他商品交换，对于推动边区牧业发展，改善少数民族生活条件，促进民族地区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南宋孝宗时(1163—1189年在位)，大理人将西北产的马贩到广西，转售给宋政府，又从南宋带走当地的土特产和《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及医药、佛经等书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从经济开发的角度看，宋朝以马贸易为核心的商业活动尽管和农业开发一样都是以军事防务为目标和动力的，但这一思路和措施的经济意义仍能给人以启发。
四、宋代西北军事动力型开发的历史必然性和局限性
历史上，西北是一个自然条件差，经济开发不易的地区。加上历代中原政权的统治者多是重征敛，轻开发，他们只要加重对内地人民的赋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