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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西北经济开发的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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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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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关系相对减轻，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仍按军事化形式组织的屯田生产，其落后性就显而易见了。
然而尽管如此，屯田的积极意义仍然是存在的。正如嘉定十六年(1223)十一月太常少卿魏了翁所言：“并边之地久荒不耕则谷贵，贵则民散，散则兵弱；必地辟耕广，则谷贱，贱则人聚，聚则兵强，此理必然。”[23]，在兵火遍地的战争环境下，无论宋、夏边界的两不耕之地还是内地各路的抛荒田，离开武装护耕的屯田形式是很难耕垦的，兴办屯田不仅利用了大量的荒地，增加了社会总产量，对于解决军需、减轻内地农民的负担、减少国家的挽运开支等都是有益的。难怪当时政治家对它那样热心了。
营田是在边界民族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宋朝政府为“助边计”而设置的。宋朝在西北的营田，宋仁宗对夏战争期间，宋神宗熙河开边以后和南宋绍兴时期曾经出现过三次高潮，[24]并在解决边防军需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如绍兴十二年(1142)，川陕宣抚副使郑刚中在阶、成二州营田，直抵秦州界，开田3000余顷，岁收18万斛。是宋代营田规模较大、成果显著的一例。营田与屯田分开及其在西北大量地设置，反映了宋朝政治家、思想家解决军需问题的多种思路和思想活力。
宋朝政府还有一类直接经营的田地即官庄。它是相对于私有制土地及私家庄田而言的。与后世皇亲贵族私有的“官庄”不同，宋朝的官庄由常平司所管的折纳、抵当、户绝田，转运司所管的官田，提刑司所管的没收“贼徒”田舍及营田、官牧地等系官田设置。从经营形式看，屯田以兵，营田以民，官庄则土地分散，耕作“亦往往杂用兵民也”，[25]“不复更限兵民，但及给用即取之”。可见这几类土地的经营形式是“实同名异”，或“名虽殊而制相人也”。[26]官庄不同于屯、营田的特点，或它与前者的最大区别，是屯、营田不论以兵、以民都是将许多兵(民)集中到官地上集体耕作，而官庄虽然也有用兵士耕种的，但多数采取向民间出租的形式，实行个体化分散耕作。前述吴玠在陕南一带的屯田，开始时效果不佳，在漕臣郭大中建议下。改为出租经营，“使民自耕”，乃岁人多于屯田，就是改落后的屯田为租佃制经营的一个例子。
两宋政府直接掌握和经营的田地不多，官庄更少。就西北而言，主要是熙河开边后在“新复地”设置了一些官庄。如熙宁十年(1077)二月，按熙河路相度官庄霍翔的建议，宋朝政府将熙州城下营田110顷70亩改为官庄。元丰二年(1079)二月，按总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的要求，岷州床川、荔川、闾川寨，通远军熟羊寨营田依官庄例，募卒200人(计划发展到1000人)，以给16官庄、四营田工役。工食费用全由地方自筹，与此同时，设立了尚书工部统一主持下的官庄管理系统。联系南宋绍兴间吴玠在陕南设立的官庄改兵耕为出租，可以看到官庄经营与其它官田一样，也经历了一个摸索最佳经营形式，改集体耕作为分散出租的历史过程。两宋政权设置官田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在国用不济，民力已困的情况下，通过官田经营来补给军粮，同时将战乱中抛荒的土地检括起来，安置流民，恢复社会秩序和生产；至于经营形式，那是完全可以变通或兼而用之的。
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官田最少而经营形式最多的一个朝代。当时西北的官田经营除这里提到的屯营田、官庄、弓箭手田外，还有职田、学田、监苑农地等，因为数量较少，影响不大，这里不再论列了。如前所述，宋朝政府不捐细流，孜孜经营各类国有土地的动力，正是来自边界军粮的需要。 三、以茶马贸易为核心的商业开发
军事动力型开发是历代也是宋朝西北农业开发的主要特点。同样宋朝西北的商业经济开发也完全是出于边防军需的考虑。宋时不论内地还是西北，商品经济都比前此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是由于庶族地主的特点、多民族政权的需求和多种经济形式的互补性决定的。从西北的情况来看，在繁盛的商品贸易中，宋朝政府始终把战马的获取放在经济开发和商品贸易的突出位置，“国之大事在兵，兵在马”，对于饱受战争忧患的宋朝政府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
宋朝解决战马的思路，一是养，二是买。国家设监养马，是先秦两汉以来中原政府的传统政策，宋朝继承这一传统，也在开封府、京东西、河南北、河东、陕西等地开设了马牧监。设立于宋初的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县)沙苑二监，每监养马4 600匹，其牧地庆历五年(1045)时有11460余顷。[27]熙河开边后，宋朝政府又于元丰二年(1079)在岷州及通远军“置牧养十监”。[28]但由于党项、吐蕃、回鹘等地方民族政权的争夺，西北传统牧业资源中，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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