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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农民流动与经济发展

时间:2009-7-24 13:52:23  来源:不详
凭行头于米市作价,径发米到各铺出粜。铺家约定日子,支打米钱。其米市小牙子,亲到各铺支打发客。又有新开门外草桥下南街,亦开米市三四十家,接客打发,分表铺家。及诸山乡客贩卖,与街市铺户,大有径庭。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早夜不绝可也。且叉袋自有赁户,肩驼脚夫亦有甲头管领,船只各有受载舟户,虽米市搬运混杂,皆无争差,故铺家不劳余力而米径自到铺矣”(注: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六《米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由此可见,由于米的需求量大,临安形成了巨大的粮食市场及完备的服务体系。当然,这里并没有直接指出有雇工购买粮食,但就文献记载看,宋代雇工的报酬,既有包括工钱的,也有包括工钱和饮食的。如,“黄州市民李十六,开茶肆于观风桥下,……其仆崔三……月得雇值不过千钱”(注:《夷坚志·支志》乙集卷二,四部丛刊。);九陇县园户石光义等“各为雇召人工,每日雇钱六十文,并口食在外”(注:《净德集》卷一《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事状》。)。因此,雇工报酬是以工钱和饮食形式体现的。由于主人基本上脱离了粮食生产,其提供饮食所需的粮食等当主要来自市场。至于雇工的工钱,由于雇工往往是迫于生计才成为雇工的,并且工钱总的来说是不高的,他们不可能有剩余的钱贮藏起来,他们得到的工钱很快就会投入到流通领域。这样我们就能较好地理解上文提到的宋代农民流动对临安粮食市场的发展所起的作用。
  在一些雇工集中的矿场,可看到类似的情况。如,“(徐)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注:《东坡全集》卷五十二《上皇帝书》,四库本。)。商贾之所以聚在利国监,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是这里有数千雇工,对柴、米、油、盐等生活用品有很大的需求,因而在这个特定的地方形成市场。又如,信州阴山寺等处铜坑自咸平初兴发,“商旅竞集”(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七,大中祥符九年五月丁未。)。这些商旅竞集此处,也当有和矿冶工人贸易的目的。另外,矿场的商税也能反映市场的发展情况。如熙宁十年利国监的商税高达六千一百四十四贯八百文(注:《宋会要辑稿》一五之五。)。又如福建永福县宝瑞场,“地名郭洋,元佑中发。绍圣元年以官监,盛时岁收银四十四万两,商税五百余缗。绍圣四年名宝瑞,靖康中,宝山十八所停废,惟西山六坑,岁犹收千二百六十七两,商税钱四十缗”(注: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十四《炉户》,《宋元方志丛刊》。)。这里坑冶的兴衰引起了商税的增减,也反映了商业贸易活动的盛衰,并进一步反映了农民的职业流动对市场和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
  其次,从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角度看。市场需求对供给有很强的拉动作用。宋代大量农民雇工的存在所引起的市场需求的增加,必然对商品生产起到推动作用。宋代农村中的各类专业户主要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他们基本上是为市场生产商品,从这个角度看,宋代农民对市场的作用较以前要大得多。但这些专业户和手工业作坊、商业店铺的主人往往不能靠自家的力量独立完成商品生产和流通,而要雇工协助,这使得主要来自客户和主户中的下户的雇工直接参与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以自己的劳动创造产品和提供服务,为满足市场对各类商品的需求起到了劳动力的保证作用。另外,除较富裕的农民独立从事工商业外,一些贫困农民凭自己的劳动,在积累了一些财富后,也独立地从事工商业,这也有助于活跃市场,推动商业的发展。如,“郑四客,台州仙居人,为林通判家钿户。后稍有储羡,或出入贩贸沙帛海物。淳熙二年,偕其仆陈二负担至摘星岭”(注:《夷坚志·支志》景集卷五,四部丛刊。)。
    (三)、农民的地区流动对扩大耕地面积的影响
  宋代户口较唐代有了较大的增加,但国土面积较唐代小,因而宋代的土地开发问题显得较为迫切,许多地区的土地开垦达到极其充分的地步。如,“闽浙之邦,土狭人稠,田无不耕”(注:许应龙《东涧集》卷一三《初到潮州劝农文》,四库本。);“闽地瘠狭,层山之颠,苟可置人力,未有寻丈之地不丘而为田”(注:《宋会要辑稿》异端二之二九。);“两川地狭,生齿繁,无尺寸旷土”(注: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十六《傅公神道碑铭》,四库本。)。土地开垦达到如此之地步,固然是户口增加的结果,而户口的增加除由于当地人口的自然增长外,当和移民的加入有关。比如福建路,元丰三年(1080年)户数为992087, 崇宁元年(1102年)户数为1061759,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户数为1390566(注: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 3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从元丰三年到崇宁元年二十年间,福建路户数增加7 %,而从崇宁元年到绍兴三十二年六十年间,户数增加近31%,就年平均增长率而言,后六十年显然比前二十年高得多,并且福建路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可能很快,因为福建路严重地存在杀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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