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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农民流动与经济发展

时间:2009-7-24 13:52:23  来源:不详
不举子之习,惟闽中为甚”(注:陈渊《默堂集》卷一九《策问》,四库本。)。因此福建路的人口增加当和农民流入有关。另外,有些路的户口在增加,而另一些路的户口却在下降。如,广南东路绍兴三十二年的户数比元丰三年下降了近10%,而广南西路却增加近102 %(注: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3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一升一降正说明了农民在地区之间的流动。下面这条材料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久之,天下生齿益蕃,辟田益广。独京西唐邓间尚多旷土,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请徙户实之,或议置屯田,或欲遂废唐州为县。嘉佑中,唐守赵尚宽言土旷可辟,民希可招,而州不可废。得汉邵信臣故陂渠遗迹而修复之,假牛犁、种食以诱耕者,劝课劳来。岁余,流民自归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千余户;引水溉田几数万顷,变硗瘠为膏腴”(注:《宋史》卷一百七十三《食货上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因此,宋代农民的地区流动对土地开垦、增加耕地面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综上所述,宋代农民流动从提供劳动力、增加市场需求、扩大耕地面积等方面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宋代农民流动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局限性。

三、农民流动对经济发展作用的局限性

  由于宋代农民流动的特点以及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农民流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局限。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发展提供给农民职业流动的机会的限制。流入城市的农民是不能自由地受雇于人或独立地从事工商业,而必须加入行会,这主要因为经济发展没有提供充足的谋生机会,从业者为免除新来者的竞争,组成行会,划界经营,维持着对某一区域某一行业的垄断。如,“若养马则有两人日供切草,养犬则供锡槽,养猫则供猫食并小鱼……其供人家打水者,各有地分坊巷”(注: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卷三《诸色杂卖》,中华书局,1982年版。);“凡民间吉凶筵会,椅桌陈设器皿合盘酒担动使之类,自有茶酒司管凭;吃食下酒,自有厨食;以至托盘、下请书、安排坐次、尊前执事,歌说劝酒,谓之白席:人总谓之四司。人欲就园馆亭榭寺院游赏命客之类,举意便办,亦各有地分承揽排备:自有则例,亦不敢过越取钱”(注: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卷四《筵席假赁》,中华书局,1982年版。)。如果有人擅自从事某种生产经营,不仅同业行会不同意,而且政府也是不允许的。“《郑侠奏议跋》云:京城诸行……有指挥:元不系行之人,不得在街市卖坏钱纳免行钱人争(疑此句有脱字);仰各自诣官投充行人,纳免行钱,方得在市卖易;不赴官自投行者有罪,告者有赏。此指挥行,凡十余日之间,京师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负水担粥以至麻鞋头发之属,无敢不投行者”(注:《文献通考》卷二十《市籴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因此农民的职业流动受到限制,对工商业发展的作用也受到限制。
  (二)、农民雇工队伍的不稳定。这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引起的。首先,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农业生产主要是在农忙采用雇工生产,而这段时间是很短的,因此那些依靠受雇于农业谋生或补助生活的农民,不得不寻找机会从事其他行业,因为低廉的雇值是不允许他们大半年不劳动的。如,漳州一带“客户则无立锥,惟藉佣雇,不能营三餐之饱,有镇日只一饭,或达慕不得食者”(注: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四《上庄大卿论鬻盐》,四库本。)。这使得雇工不能长期稳定地从事某一职业。其次,矿坑兴废不常和政府有关政策的影响。由于技术和矿藏储量等方面的原因,宋代坑冶兴废不常,并且有很多外地农民只是在农闲季节才从事采矿,到农忙季节便回家收种,这些都影响了雇工队伍的稳定。如“(铜山县)新旧铜窑凡二百余所,匠户近二百家,……此县铜矿有无不常,……诸村匠户多以耕种为业,间遇农隙,一二十户相纠入窑,或有所赢,或至折阅,系其幸不幸,其间大半往别路州军铜坑盛处趁作工段,非专以铜为主而取足于此土地”(注:王之望《汉滨集》卷八《论铜坑朝劄》,四库本。)。不仅如此,政府有关政策也影响雇工的稳定。如信州铅山铜坑,“昔系招集坑户,就貌平官山凿坑,取垢淋铜,官中为置炉烹炼,每一斤铜支钱二百五十。彼时百物俱贱,坑户所得有赢,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数十年以来,百物翔贵,官不增价收买,坑户失利,散而之他,而官中兵匠不及四百人,止得铜八九万斤,人力多寡相去几二百倍”(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七。)。官府不及时增价收购,引起坑户和雇工离散,直接导致铜产量的严重下降。
  (三)、客户依附关系减弱的有限性。宋代客户的人身依附性总的来说减弱了,但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一些地区客户的人身依附性还相当严重。如,仁宗皇佑四年(1052年)对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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