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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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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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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向东，进入黑水洋，也就是山东半岛以南，朝鲜半岛以西的黄海深水洋，先到朝鲜半岛西南的黑山岛(今名大黑山岛)，然后沿半岛西海岸北上，至开城。北宋初期，主要是北线；北宋中期起，为了“远于辽”，改以南线为主。到了南宋时期，山东半岛为金朝所有，只能由南线航行⒆。元朝初年的海运，是以太仓(今江苏太仓)为起点，沿海岸线北上，经过山东半岛，到沙门岛(今山东长山列岛)，进入莱州洋(今莱州湾)，沿海岸直至直沽(今天津)。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海运，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线。元朝诗人朱晞颜在“至元辛卯”(即至元二十八年)曾搭乘海运船北上，他将“舟航所见”用诗篇记录下来，总题为《鲸背吟》，共三十余首⒇。第一首题为“盐城县”，盐城即今江苏盐城，第四首为“莺游山”，该岛又作嘤游山、鹰游山，即今江苏连云港市的东西连岛。以后又有“乳岛”(今地待考)、“沙门岛”(今山东长山岛)、“莱州洋”等诗，足以说明这一次海运确是沿海岸线北上，续山东半岛航行。《鲸背吟》最后是“分船”和“直沽”。“分船”诗云：“高丽辽阳各问津，半洋分路各伤神；风帆相别东西去，君向潇湘我向秦。”由各诗的排列看来，“分船”之事应发生在过莱州洋以后，到直沽以前。如果确是这样的话，那么，至元二十八年(1291)前往高丽的运粮船有可能是沿渤海湾北上，经辽东半岛，再到朝鲜半岛的。但从至元二十九年(1292)起，在朱清等主持下，开辟了新的海运路线，即由太仓出长江口后，利用西南风，取道东北，驶向大海。经过山东半岛成山角后，则与原来的路线大体相同[21]。海运路线的变化无疑会影响到中国南方与高丽之间航线的变化，至元二十九年运到高丽的粮食大部分“遭风漂失”，应该是探索新航线造成的。可惜的是这方面缺乏明确的记载。
高丽忠烈王十九年(元至元三十年，1293)六月，“元遣江南千户陈勇等载米二十艘来，又献鹦鹉一双，其他土物甚多”[22]。这次运米的目的没有明确记载，但是这一年忽必烈又派人到高丽督造战船和管军粮，准备再征日本，显然运来的江南粮食是供出征日本用的军粮。次年，忽必烈死，征日本的准备工作停止。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元遣中书舍人爱阿赤来。先是为征日本，运江南米十万石在江华岛。今辽沈告饥，帝(元成宗——引者)诏以五万石赈之”。忠烈王二十一年(1295)二月，“遣中郎将宋瑛如元请减运粮，帝不从”。四月，又“遣将军柳温如元，请减辽阳运粮，帝许减二万石”，在此前后，高丽用船分三次将江华岛贮粮运往辽阳，共计三万余石[23]。为征日本从江南调拨十万石米到江华岛无疑是忠烈王十九年的事，但是十万石米似非“二十艘”船所能装载，很可能记载有误或有缺漏。
元朝政府从江南经海道运粮食到高丽，主要是以上几次。这几次海运的规模是相当大的，也是宋代所不曾有过的。这几次相当规模海运进行，使得联系中国南方和高丽的海道为更多的航海人员所熟悉，这对于两国海路贸易的开展，无疑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还应该指出的是，忠烈王二十一年由高丽运粮到辽阳并非偶然。早在元朝统一以前，忽必烈曾于高丽元宗十四年(至元九年，1273)下令“运东京米”二万石到高丽赈济饥民，由于“水路阻运”，第二年四月才运到[24]。东京即今辽宁辽阳，元辽阳行省首府。高丽忠烈王十五年(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朝政府要求高丽“措辨十万石”接济辽东。高丽以船四百八十三艘“转米六万四千石于盖州”[25]。盖州即今辽宁盖县，当时属辽阳行省。从这些事例可知元代在高丽与中国的辽东半岛之间海上往来是颇为密切的。事实上，沿朝鲜西海岸线的航行，是一条由来已久的传统航线。
除了海道粮运之外，元朝和高丽之间通过海道进行的贸易活动是相当频繁的。根据《高丽史》记载，忠烈王十四年(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七月戊申，“宋商人顾恺、陵清等来献土物”[26]。同年八月，“以圣节宴于大殿，宋人作戏”[27]。“宋商”指的是来自中国南方的商人。这是沿袭旧称已见前述。至于在宴会上，“作戏”的“宋人”，应即是上一个月来到高丽的“宋商人”。忠烈王二十七年(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八月戊子，“江南商客享王于寿康宫”。所谓“江南商客”也正是来自中国南方的商人[28]。忠烈王三十年(元大德八年，1340)七月己卯，“江南僧绍琼来，遣承旨安于器迎于郊。琼自号铁山”[29]。这位来自中国江南的僧人是“泛海而至”的[30]，显然搭乘的是这一年前来高丽的中国江南的商船。这几条记载都是关于中国南方商人的，此外还有经过海道前来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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