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从内容分类、制度演变、起草机构三个方面，对元朝的诏敕制度进行了研究。元朝的诏敕，主要包括诏书、圣旨（或玺书）、册文、宣敕（或制敕）四大类，其中前两类最为重要。在颁发诏敕时，要使用至少两种文字，通常是八思巴蒙古文和汉文。因此在起草后，还要经历一个翻译过程。有时是用汉字起草，再译为八思巴蒙古文；有时则是用蒙古文起草，再译为汉字。这使得元朝的诏敕颁发过程比前代王朝更为复杂，因而分别设立了翰林国史院和蒙古翰林院两所诏敕起草机构。在具体写作上，元朝的诏敕并未完全继承前代王朝的精致特色，内容趋于简单、质实。这方面的特征对以后明、清两朝有所影响，在本质上反映了君主专制强化的趋势。

　　作为蒙古族王朝，元朝的统治具有鲜明的蒙汉二元性特征，这已是史家熟知的事实。本文打算从诏敕制度这一侧面对此再作进一步的探讨。诏敕，指以皇帝名义颁行的命令。在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王朝，皇帝发布的命令属于国家最高决策，具有神圣色彩，所谓“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1]。秦朝建立皇帝制度时，规定以“制”、“诏”作为皇帝所颁命令的专称[2]。以后诸朝又有更加复杂的一些名目划分和变化，如汉朝分为策书、制书、诏书（亦作诰）、戒书（亦作戒敕）四类，唐朝则有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七种形式。[3]元朝皇帝颁发的命令也有多种名目（详下），本文暂以诏敕作为其统称。元朝版图辽阔，民族众多，而蒙古文字又具有“国书”地位，因此颁发诏敕时要使用不止一种文字（大多数情况下为蒙、汉两种文字）。这就引发出先以何种文字草拟、然后如何转译的问题，其过程颇具特色，比前代王朝更显周折。另一方面，由于元朝是一个游牧民族建立的有限汉化政权，并未完全继承前代王朝诏敕的复杂分类和制度细节，在文书写作上又有简单化的趋势。以下具体论述。有关材料较为零散，难免遗漏，望读者不吝指正。

一  元朝诏敕的分类

 　　元朝的诏敕类文书内容涵盖比较广泛，有诏书、圣旨、玺书、册文、宣命、制书、敕书等多种名目。它们大致上可以归属为四类：诏书、圣旨（或玺书）、册文、宣敕（或制敕）。其中，诏书与圣旨是元朝诏敕类文书中比较重要的两种形式。元朝官修政书《经世大典》的“帝制”门即由这两类文书组成。其《序录》云：

　　古者典谟训诰誓命之文，或出于一时帝王之言，或出于史臣之所修润，其来尚矣。国朝以国语训敕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诏书。谨列著于篇。[4]

《经世大典》全书已佚，其中“列著”的圣旨、诏书篇目和内容，今已不得其详。但幸存的《序录》却告诉我们这两类文书的最大区别：圣旨以蒙古文记录皇帝的命令，诏书则由“史臣”即翰林国史院的文士用汉文起草。萧启庆先生就其内容概括说：“圣旨多系因特定目的而颁与某一特定机构或人物（以寺院免差发者为最多），汉译文则为硬译之白话，不求典雅。汉文诏书内容所涉则多为较具普遍性的国家政策或重要事件，由翰林国史院撰发，……所用汉文皆为文言。”[5]根据现在能见到的元朝圣旨（汉译文）、诏书文本来看，上述概括基本上是准确的。册文、宣敕的重要性稍逊，故《经世大典序录》并未专门提及。

　　（一）诏书

　　唐朝“王言之制有七”，其中第二类“制书”的内容为“行大赏罚，授大官爵，厘革旧政，赦宥降虏”[6]。元朝诏书的性质，基本上与其相似（实际上唐朝的“制书”原来就叫“诏书”，因避武则天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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