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按唐故事，中书舍人职掌诏诰，皆写四本，一本为底，一本为宣。此“宣”谓行出耳，未以名书也。晚唐枢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书，即谓之“宣”。中书承受，录之于籍，谓之“宣底”。今史馆中尚有梁《宣底》二卷，如今之“圣语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专行密命。至后唐庄宗，复枢密使，使郭崇韬、安重诲为之，始分领政事，不关由中书直行下者谓之“宣”，如中书之“敕”，小事则发头子、拟堂帖也。至今枢密院用宣及头子。

据此则“宣”本来只是“宣付出外”的意思，并非文书专称。后来随着枢密院制度的发展，皇帝经由枢密院下发的旨令被称为宣，与经由中书下发的敕地位相当，至宋犹然。[35]到金朝，“宣”的含义已有变化，与枢密院无特别关系，而可泛指皇帝的圣旨。金朝皇帝最重要的印玺，就叫做“宣命之宝”。[36]金人李国维也说“宣则王言亲谕”[37]。《大金集礼》卷二五有“赐敕命”、“送宣赐生日”条目，宣、敕并举，两者有地位高低之别。这一用法，已与元朝比较接近。元朝的宣敕概念，远可溯自《唐六典》，近则直接源于金制。
　　唐宋的人事除授文书，在授某人某官职（或封某爵、赠某官、加某官、降某官职、免某官职等等）的基本内容之前，还会有一段由词臣专门起草的骈俪文字，铺张典故，申明勉励或训诫之意，称为“诰”[38]，亦即前引《元史·选举志三》所谓“告词”。金朝制度也大体相同[39]。元朝的情况，则前后有较大变化。忽必烈创建元朝之初，建立汉式官僚机构，多用金朝遗士任职。宣敕之制亦受金朝影响，带有文字典雅工整的诰文。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一○《董源神道碑》：

　　中统三年春，……以公为左司郎中。是时朝廷肇进官仪，每除拜，犹令翰林行制以训敕之。告公之词曰：“董某秉心端悫，处事详明。草军前之檄，孰比陈琳，谈当世之事，共推王猛。宜颁显渥，以佐行台。尚尽乃心，克成厥绩。”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七《刘赓神道碑》：

        建元初，命官犹皆有训，辞简古尔雅，皆出于翰林。

中统二年五月，王恽在中书省主管陈言文字并“权供中舍（按指中书舍人）之职”。七月翰林国史院成立，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他后来作《中堂事记》（载《秋涧集》卷八○至八二），其中抄录了这一年五至八月他撰述或看到的多首带有诰文的宣敕。其内容包括史天泽授中书右丞相，廉希宪授平章政事，杨果授参知政事，李昶授翰林侍读学士，张柔封安肃公，张荣封济南公，张德辉授翰林学士、参议行中书省事，赛典赤授平章政事，石抹刚纥答授右三部尚书，耶律明安歹儿承袭祖、父爵位，雷膺、王恽授翰林修撰，许衡授怀孟路教官，窦杰、姚枢授太子少傅，汪良臣授巩昌路便宜都总帅，贺某授宣谕大理国使，李大节、张特立、魏璠追加谥号，许衡授国子祭酒，姚枢授大司农，郑汝翼授大理寺丞，李治授翰林学士，刘秉恕授中书吏部侍郎，王仪授太医院判兼教授，董文炳授亲卫军都指挥使，宋抃授某路劝农官，宋彰授屯田府谘议，张耕授吏部尚书，等等。从《中堂事记》反映的片断来看，虞集说元初“命官犹皆有训，辞简古尔雅”是有根据的。又《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门载欧阳玄《中书省左司题名记》载：

　　（至元）七年，罢左右（司），置给事中二员，中书舍人二员，……当时流官所告身，各有训词。词虽甚简，犹采前代两制法，翰林学士掌内制，舍人掌外制也。

据此则直到至元七年，这一制度仍在持续。
　　后来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宣敕文书不知从何时开始，除去极个别“有特旨”者外，已不再包括诰文。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即位，监察御史杨桓疏言时务，其中有一项即是请求“行诰命以褒善叙劳”[40]。大德四年，江西南丰人刘埙为本州方志作序目，其中“前代制诰”一项序目云：“三代训诰见于《书》，汉唐制诰载之史，所以涣大号、诏来世也。宋沿唐旧，一命以上皆有恩言，或以能取，或以道崇，或以功显，得十一于千百，尚有可考者焉，书以存古也。”[41]显然“一命以上皆有恩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