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六品官以下所授敕牒，与前代敕牒其文同，其用黄纸书亦同。然昔也有敕而又有诰，今也无诰而但有敕，存之，可以考古今沿革之殊。

前面提到的《大元累授临川吴文正公宣敕》，其中授官宣命四通、敕牒三通，皆直书授某人某职，而无诰文。更有甚者，有的宣敕还是用蒙文直译体形式颁发的，这就离“简古尔雅”相去更远了。如郑玉《师山集》附录《宣命》：

　　皇帝圣旨里，中书省……等，“徽州路郑玉有名的秀才，晦迹隐居，有为不仕。今将他委付做翰林国史院待制，教征聘将来呵，怎生？么道皇太子根底、上位根底奏，圣旨颁也者”么道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

事实上，自世祖忽必烈至元中期起，我们已很难在元人文集中找到授官宣敕一类文章（相反这类文章在唐宋文集中俯拾皆是）。原因很简单，由于授官宣敕中已不包括排比铺叙的诰文，而是径直书写授某人以某职，一吏足以经办，不再需要文士的构思起草，它也就失去了作为一种文学作品收入文集的价值。
　　不过元朝另外一类宣敕——封赠宣敕当中有一部分仍然保持了汉地传统，带有诰文。封赠的内容，具体包括对贵族和高级官员加封王或国公爵号，对已故官员加官追封赠谥，对官员的祖父母、父母等加封爵号、勋位、官位（已故者并赠谥），妻加封夫人号等。它不同于一般的人事除授，而是代表着汉地官僚制度中比较发达和精致的一部分内容，具有更明显的褒奖性和礼仪色彩，自然也更需要伴以便于“传宣句读”的骈俪诰文。[42]元世祖、成宗两朝，封赠尚未形成固定制度，但亦偶有举行。《秋涧集》卷六七至六八和《天下同文集》卷一所载封赠制诰十余篇，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武宗在位时，开始系统推行面向七品以上官员的封赠制度，故而元朝中期出现了一股封赠热潮，姚燧《牧庵集》、程钜夫《雪楼集》、袁桷《清容居士集》等文集载有大量封赠制诰，基本都作于这段时间。直到元末，封赠制度大体未变，历朝封赠制诰亦零散可见。然而，并非元朝中后期所有的封赠宣敕都带有诰文。《大元累授临川吴文正公宣敕》中有封赠宣命四通，皆无诰文。姑举第一通为例：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翰林学士、太中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吴澄父吴枢，可赠资善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母游氏，追封临川郡夫人。宜令准此。泰定二年正月 日。

又如赵孟頫《松雪斋集》卷首载文宗至顺三年《封赠宣命》：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孟頫，可赠荣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国公，谥文敏。宜令准此。至顺三年三月 日。

这类封赠宣命，实际上就与简单“直书其事”的授官宣敕无异。总之可以说，元朝的宣敕文书中大部分都不再包含有针对性的诰命文字。这也是其区别于前代制度的一大特点。

二  元朝诏敕制度的演变

　　元朝诏敕制度的演变，广义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元朝前身大蒙古国时期。第二阶段为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前期，具体从中统元年（1260）起，到至元六年（1269）止。第三阶段为至元六年以后，这是元朝诏敕制度完全定型的时期。制度定型以后，个别时期也有例外情况，最明显的例外是本来应由翰林儒臣用汉文文言起草的诏书，有时不由翰林，甚或是用蒙古文起草。诏敕的蒙汉互译，是元朝诏敕制度中最有特色的地方。另外有时皇帝也亲自撰写手诏。这些也都值得略加讨论。

　　（一）大蒙古国的诏敕

　　蒙古初兴之时，尚无文字，“每调发军马，即结草为约，使人传达，急于星火，或破木为契，上刻数划，各收其半，遇发军，以木契合同为验”[43]。成吉思汗灭乃蛮部，俘获其掌印官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命其教汗室子弟“以畏兀字书国言”[44]，也就是用回鹘文字母拼写蒙古语，这样就产生了史家习称的回鹘式蒙古文。据元人追忆，“太祖时国字（按指后来八思巴所创蒙古新字）未立，凡诏诰典祀军国期会，皆袭用畏兀书”[45]。此言不尽准确。回鹘式蒙古文固然是大蒙古国诏敕文书使用的主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