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建立元朝，诏敕制度为之一变。由于汉族社会已成为国家统治重心所在，也是大汗（皇帝）诏敕的主要颁授对象，因此诏敕撰写改用汉文，特别是传统的汉族文言，也就势在必然。忽必烈即位前，大量搜罗金朝遗士进入幕府，因此手下并不缺乏操刀捉笔的“代言”高手。如金末状元王鹗，即“首授翰林学士承旨，诏诰典章，皆所裁定”[58]。这与大蒙古国“龙庭无汉人士夫”[59]的状况是迥乎不同的。这一年三月，忽必烈即大汗位于开平。四月初四日，诏告天下。其文略云：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阙，五十余年于此矣。……求之今日，太祖嫡孙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贤以长，止予一人。……于是俯循舆情，勉登大宝。自惟寡昧，属时多艰，若涉渊水，罔知攸济。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虽承平未易遽臻，而饥渴所当先务。呜呼！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勋亲斯託，敢忘烈祖之规？建极体元，与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赖我远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协力、献可替否之助也。诞告多方，体予至意！

五月十九日，仿汉制定年号为“中统”，复下诏曰：

　　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群下。朝廷草创，未遑润色之文，政事变通，渐有纲维之目。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于戏！秉箓握枢，必因时而建号；施仁发政，期与物以更新。敷宣恳恻之辞，表著忧劳之意。凡在臣庶，体予至怀！[60]

这两篇诏书放在其他时代可能平平无奇，但在十三世纪中期的北中国却有着不容低估的宣传效应。此前蒙古统治数十年，坚持草原本位政策，只将汉地看作其世界帝国的东南一隅，从未专门面向汉地颁发过汉族传统的文言诏书。忽必烈登基伊始的这两次颁诏，却无异向汉地百姓、特别是士大夫表明，他不再仅仅是蒙古大汗，同时也是中国新王朝的皇帝。诏书一再宣称“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与民更始”、“与物以更新”，则是重点强调了改行汉法、实施“文治”的政治方针。以此为标志，尽管“大元”国号尚未确立，但大蒙古国已经转变为汉族模式的元王朝。
　　忽必烈在位的前十几年，亦即中统（1260～65）年间和至元（1265～94）前期，是蒙古统治者推行汉法的高峰期。其间各种汉化改革措施相继出台，汉族士大夫也受到重用，“布列台阁，分任岳牧”[61]，“鸿儒硕德，济之为用者多矣”[62]。与此相联系，诏敕制度也尽量沿袭了中原王朝旧制。上节曾对元初的授官宣敕进行讨论，指出它承袭唐宋制度，“命官犹皆有训”，带有“简古尔雅”的诰文。实际上其他诏敕文书的情况也类似。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九《翰林院厅壁记》云：

　　皇帝升祚之某年，立翰林院，自承旨而至应奉，凡若干人。自时厥后，内则王侯之拜封，百官之制诰，外则遣使四夷，怀柔远人，凡王命，言必以文。每视草，圣聪虚注，宸衷点窜，必辞理兼完而后可。彬彬郁郁，炳炳琅琅，耸扶杖之听，拭思化之目，于戏，盛哉！

仍就王恽《中堂事记》所载作者中统二年在朝中见闻来看，不仅授官宣敕，余如颁赐邻国国书、宣谕边境民族、宣谕边将，乃至一份赐给女道士的护持圣旨，都是由词臣用汉文文言起草的，的确大体上做到了“凡王命，言必以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回鹘字蒙古文已从诏敕中消失。首先，在大多数蒙古人尚不能熟练阅读汉文的情况下，当《即位诏》一类诏书颁发到草原地区或发给汉地的蒙古官员、军队时，必定带有相应的回鹘字蒙古文译稿，只是这类译稿在史料中没有保存下来而已。其次，一些属于例行公事、内容较为琐细但又以皇帝名义颁发的文书，无须词臣“撰著”，仍用回鹘字蒙古文书写。例如《元史》卷五《世祖纪二》：中统三年三月“壬午，始以畏吾字书给驿玺书”。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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