鞑之始起，并无文书，……迄今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如中国笛谱字也。今二年以来，因金国叛亡降附之臣无地容身，愿为彼用，始教之文书。于金国往来，却用汉字。……今所行文书，皆亡臣识字者强解事以教之耳。

同书“官制”条：

　　如成吉思亦行诏敕等书，皆金虏叛臣教之。

彭大雅《黑鞑事略》徐霆疏：

　　霆尝考之，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即古木契也。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移剌楚材主之，却又于后面年月之前，镇海亲写回回字云“付与某人”。此盖专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为验，无此则不成文书。殆欲使之经由镇海，亦可互相检柅也。

又据耶律楚材（即徐霆提到的移剌楚材）回忆，全真教领袖丘处机至西域谒见成吉思汗，辞行时奏请“但修善出家人乞免差役”，获准颁发诏敕。但当时“典诰命者他适，令道人自填”，丘处机遂在诏中“止书道士免役之语”。后来真相暴露，“众皆议丘之不公也”。[46]这份著名的大蒙古国道士免差发圣旨（全文载于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显然就是用汉字书写下发的。随着疆域不断开拓，大蒙古国诏敕文书使用的文字更为复杂。据波斯史家记载：“（蒙古汗廷大臣）由谙习波斯文、畏兀儿文、汉文（原汉译为‘契丹文’，从萧启庆先生说改）、土番文、唐兀文等等的各种书记随同，以致无论向什么地方宣写敕旨，都可以用该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颁发。”[47]正如萧启庆先生所指出：“其时各族了解蒙古语言者固然甚少，而（回鹘式）蒙古文字创行不久，不仅外族知之无多，蒙古人亦多为文盲。以蒙古语文作为帝国唯一官方语文全无实行可能，蒙廷不得不借助各地原有之语文以布达与推行政令。”[48]
　　蒙古大汗身边主行文书的怯薛成员称为“必阇赤”，其中按地域实行分工，有一批来自汉地或熟悉汉地情况的必阇赤（如耶律楚材等）专门负责行于汉地的诏敕文书。他们的工作方式应当有两种，一是面聆大汗谕旨后直接用汉文起草（或称创作）诏敕，二是将用回鹘式蒙古文记录下来的原始诏敕翻译为汉语。这两种类型的诏敕文书今天都可见到实例。第一类的例子是成吉思汗征召丘处机的诏书，共有两份，在文献和石刻材料中均有保存[49]。出于对此事的重视，它们都使用了汉地诏敕中习用的骈俪文体。首篇骈散相混，文字鄙拙；次篇则出自耶律楚材亲笔，是一篇相当出色的骈文作品[50]。这类“典雅”的诏敕在大蒙古国时期，恐怕为数极少。《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引《经世大典·站赤》载太宗窝阔台汗元年十一月诏谕：“上天眷命，锡皇帝之徽名，大蒙古国众寡小大，罔不朝会。训之曰，一乃心力，其无二，凡我国内黎元，其听朕命，循先训旧章，绩用弗成者，其罪当死”云云，文辞古奥。《元史》卷一二四《忙哥撒儿传》所载宪宗蒙哥汗赐予大断事官忙哥撒儿之子的慰勉诏书，也是“全用《尚书》体，竟与宇文周诏书相似”[51]。这都不会是大蒙古国时期的创作或翻译，肯定出于世祖忽必烈朝纂修太宗、宪宗实录时好事者的加工改造[52]。大蒙古国颁行于汉地的绝大部分诏敕，都应当是上面提到的第二类，亦即由蒙古文翻译而成者，并非由“词臣”创作。其中，又以翻译时最省事的“蒙文直译体”为主。《元代白话碑集录》所收大蒙古国时期汉地所立圣旨碑十余通，皆属其例。
　　大蒙古国草创之初，制度未立，“其官称……随所自欲而盗其名，初无宣麻制诰之事”，“初未尝有除授及请俸，鞑主亦不晓官称之义谓何也”。[53]但至晚在太宗窝阔台汗时，对汉地官员已经颁发专门的除授文书，汉文史料也通常按汉地习惯称之为“宣命”或“制书”。李庭《寓庵集》卷七《奥屯世英神道碑》：“皇伯合罕皇帝（按即窝阔台）在凤翔也，许公以河中府尹之职，命未及下，会以他事不果。其后公入觐，上喜曰：‘曩之所许，今当相付。’命有司草制。”这种除授文书通常用汉字书写。《元史》卷一五○《何实传》：窝阔台时“授以汉字宣命，充御用局人匠达鲁花赤”。发给杨奂的授官文书，误将其名字写成“杨英”，杨奂只好将错就错，宣布改名[54]。《黑鞑事略》记载蒙古大汗的玺印称为“宣命之宝”，王国维指出这是“实用金人旧制”[55]。汉地官员的除授文书，应当都加盖此印。至于采用何种文体，是否用蒙文直译体，材料不足，难下定论。但即使是用汉语文体，也应当只是直书其事的吏牍体，不大可能带有骈俪诰文。另外大蒙古国制度，大汗去世后由他颁发的授官“制书”要缴回汗廷，经新汗确认后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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