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旨，但不包括未形成书面文件的口传圣旨。同样，狭义的玺书也与狭义的圣旨相近，尤其被多用以指称那些内容较为琐细的圣旨文书。《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载至大二年正月乙巳塔思不花等言：“诸人恃恩径奏，玺书不由中书，直下翰林院给与者，今核其数，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年所出，凡六千三百余道，皆干田土、户口、金银铁冶、增余课程、进贡奇货、钱谷、选法、词讼、造作等事，害及于民，请尽追夺之。”这六千三百多道玺书，实际上都是近臣就某些具体的琐事乘隙奏请，得到皇帝“那般者”首肯之后，书写盖玺下发的圣旨。又如《元史》卷一○一《兵志四·站赤》：“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可知在很多场合下，玺书就是圣旨的同义词。
（三）册文
册在《说文解字》中的本义为“符命”，亦通“策”。汉有策书，唐有册书，主要用以封拜诸侯王、三公、立后建嫡、宠命尊贤，总的来说属于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诏令文书范畴。但元朝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册》云：
古者册书施之臣下而已，后世则郊祀、祭享、称尊、加谥、寓哀之属，亦皆用之，故其文渐繁。今汇而辨之，其目凡十有一。一曰祝册，郊祀祭享用之。二曰玉册，上尊号用之。三曰立册，立帝、立后、立太子用之。四曰封册，封诸侯用之。五曰哀册，迁梓宫、及太子诸王大臣薨逝用之。六曰赠册，赠号、赠官用之。七曰谥册，上谥、赐谥用之。八曰赠谥册，赠官并赐谥用之。九曰祭册，赐大臣祭用之。十曰赐册，报赐臣下用之。十一曰免册，罢免大臣用之。
徐氏的复杂分类是概述历朝制度，就元朝来看，其所谓册文只有祝册、玉册、立册、谥册四种（谥册只包括为已故皇帝上谥号，不包括给臣下赐谥）。这四种册文虽以皇帝名义颁发，但都是纯粹的礼仪应用文字，似已不具备由上达下的特征。正因如此，在撰写册文的同时，还要另撰为此事布告全国的诏书。如世祖至元十年立后建储，成宗即位后为世祖忽必烈追奉谥号，两事的诏书载于《元典章》卷一，册文则见于《元文类》卷九，文字完全不同。而且就文献实例来看，诏书、宣命（制书）有时被笼统称作圣旨、玺书，却不见有册文被称为圣旨、玺书的例子。从严格意义上讲，大约应将册文排除在元朝的诏敕类文书之外。本文考虑到前代制度，暂将册文附述于此，以下基本上不会再涉及这类文书。
（四）宣敕（制敕）
宣敕或称制敕，是元朝的人事除授和封赠文书。《元史》卷八三《选举志三·铨法中》：“凡迁官之法，……自六品至九品为敕授，则中书牒署之。自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则以制命之，三品以下用金宝，二品以上用玉宝，有特旨者则有告词。其理算论月日，迁转凭散官。”卷九一《百官志七》记载略同。又卷八四《选举志四·考课》：“凡封赠之制，……正从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六品至七品敕牒。”可知宣、敕施用之分，以五、六品之间为界。宣要加盖皇帝的玺印（玉宝或金宝），敕则只由中书省宰相签署。《吏学指南》“仪制”门：
宣天子亲赐命诰也，故无押字，以宝为信。
敕牒 天子制命也。周官六典王言之制有七，曰敕牒。例令省授。为系上言，故用黄纸，宰相押字。[28]
现存蒙、汉文合璧《大元累授临川吴文正公宣敕》十一通，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难得的实例。其中宣八通，包括封赠宣命、授官宣命各四通，起首语皆为“上天眷命，皇帝圣旨”，末于年月上钤署御宝。敕三通，皆授官敕牒，起首语为“皇帝圣旨里，中书省牒”，末于年月上钤署省印，然后中书省宰执大臣由低到高，参知政事、左丞、右丞、平章政事、左丞相、右丞相、直至名义长官中书令，依次署押。[29]虞集说：“国朝典故，凡命官，自宰相以下皆中书造命，其贵者封以天子之玺而赐之。”[30]所谓“贵者”与否，指的显然也是宣、敕之分。敕牒虽同样是“天子制命”、“上言”，但所授对象品级较低，不属于“贵者”，因此仅由宰相押字，不加盖皇帝玺印。与此相联系，元朝的敕牒似乎不包括在“玺书”范围之内[31]。在受宣敕人迎接宣敕时，迎宣的礼仪规格也要比迎敕复杂许多。如受宣官除行普通拜礼外，还要“舞蹈叩头”，并向使者“跪问圣躬万福”，受敕时就没有这些附加仪式[32]。另外上引《元史·选举志三》谓“宣授，则以制命之”，故宣授也可称作制授。苏天爵编《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高鸣《廉希宪家传》即载“始议行迁转法，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元人时以宣敕合称，时以制敕合称，含义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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