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二十七年）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砂水涌出，死伤者数万人，上深忧之。时驾至龙虎台，遣平章阿剌浑撒里公驰还京师，召问集贤、翰林两院官致灾之繇。……公素与阿剌浑撒里公善，密告之曰：“今理算钱粮，民不聊生，地震之变，实繇于此。宜引唐太宗故事，大赦天下，尽与蠲除，庶几天变可弭。”阿剌浑撒里公奏如公言，上悦，从之。诏具，桑哥会两院诸公于都堂，举目圜视，诸公辟易屏息不敢出气。公前读诏书，阿剌浑撒里公为译者。读至除免逋欠，桑哥怒，摇手以为不可，且谓必非上意。公曰：……桑哥悟，乃曰：“吾初不知其意如此。”

元朝上层统治集团汉化迟滞，不仅皇帝，很多担任丞相要职的大臣也不熟悉汉文汉语[71]。这种状况可能是影响诏敕制度变化的因素之一。

　　元朝诏书按制度应当由翰林国史院的文士用文言起草，但在特殊背景下也有例外。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泰定帝即位诏。《元史》卷二九《泰定帝一》载诏文曰：

　　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依著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甚么勾当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完泽笃皇帝教我继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著，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侄硕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哥哥兄弟每、众百姓每，也都理会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迤南诸王大臣、军上的诸王驸马臣僚、达达百姓每，众人商量著，“大位次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这般，晏驾其间，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从著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

《元史》所载忽必烈以下诸帝即位诏书，除这一篇外，均是清一色汉文文言。因此这篇诏书颇受学者关注。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九“元人译诏旨雅俗不同”条里，嘲讽它“所译全是俗语，无异村妇里老之言”。但正如前文所述，元朝本来就有以蒙古文起草、汉文直译的一种圣旨体裁，此亦一代制度，未可径以“村妇里老之言”相讥。问题在于一贯以汉文文言起草的即位诏书，何以唯独此次改用蒙古文起草、汉文直译？清人昭梿分析说：“帝登位时，英宗初弑，逆毁方张。铁失、也先帖木儿辈皆罔识文义，若辞意渊深，恐伊辈不解，更加疑忌，故以俚语安其心，亦不得已之举也。”[72]杨联陞先生有类似的看法，以为这一“例外”之举，是为了安抚蒙古百姓[73]。我认为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其他元朝皇帝“辞意渊深”的文言即位诏书，肯定也都有蒙古“俚语”译稿共同颁布（这个问题下文还要谈到），照样可以起到“安抚”作用。最合理的解释是，泰定帝在漠北“大斡耳朵”仓促即位，身边并没有擅长文章的汉族词臣，无人能够执笔创作文言诏书，只能用蒙古语起草，再直译为汉文了事。泰定帝死后，其正统地位不被后来的元朝皇帝承认，修《泰定实录》时，也就懒得花力气将这篇直译诏书改写为文言。其辗转存于《元史》，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元朝诏敕制度，未尝不是幸事。清乾隆后期重印殿本《二十四史》时，将此诏用文言重写，实属无谓[74]。
　　无独有偶，泰定帝时又曾颁发用蒙古文起草的大赦诏书。宋褧《燕石集》卷一五《宋本行状》载：

　　（泰定三年）冬十二月十九日昏时，俄中书遣人召公议事，至则已烛，宰执以下皆在。公不知何为，平章政事乌伯都剌谓左司员外郎胡某曰：“适所奉诏，可令宋都事观（按：宋本时任左司都事）。”公始知明日欲降诏赦。盖左丞相倒剌沙当国得君，及右丞相塔失帖木儿是日同入朝，而奉旨作稿，令中书奉行者。大率谓……其大赦天下，酬累朝献物之直，命中书省录用自英庙至今为宪台夺官者，其余前后得罪者非台臣不得诘治。其实皆倒剌沙奸邪罔上、纳贿要善之计，及乌伯都剌私议而共成者。公色变，覆于宰执曰：“旧制草诏须翰林，曾遣召否？”乌伯都剌曰：“无事翰林。兹盖两相亲草，已经御览，有旨勿令众知。吾党不敢文，又不敢增损，不过译为华言而已，毋复他论。”一夜译成，宰执将起罢。……公再三陈请，辞情恳切，诸相不能听，起罢。明日竟降诏赦。数日，公称疾不出。

按制度，大赦诏书应由翰林词臣用文言起草。现在倒剌沙等两名宰相“亲草”并经皇帝“御览”的诏书，初稿是蒙古文，再由其他宰相译成汉文。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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