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贤院  国子监  国子学  兴文署

        翰林院  国子监  国子学

        翰林国史院

本条记载元朝中央各衙门公宇，凡有隶属关系者皆连带提及，无隶属关系者另行抬头。毫无疑问，上面引文中间一行说的实际上是蒙古翰林院、蒙古国子监、蒙古国子学，三所机构的“蒙古”二字全被省略了。而另一方面，翰林国史院也经常简称为翰林院。例如《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载大德十年八月“丁巳，文宣王庙成，……命翰林院定乐名乐章”。卷七四《祭祀志三》载至治元年五月“以庙制事，集御史台、翰林院、太常院臣议”。《秋涧集》卷九一《翰林院不当以资历取人》称“文章非天才有学者，不可强为”。延祐五年二月，因孔子五十四代孙孔思逮进献“鲁司寇石碑像”，特奉圣旨“既是孔夫子的孩儿，教翰林院里替一个先满的待制者”[114]。这些材料中提到的“翰林院”，很明显又是指翰林国史院，而非蒙古翰林院。两院官名也完全相同，更易混淆。如史料中提到一位“翰林学士”，既可能是翰林国史院的学士，又可能是蒙古翰林院的学士。这种情况给我们的研究造成了很大困难。
　　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可能从史料中众多的“翰林院”、“翰林学士”等等之中，分辨出一部分有关蒙古翰林院的记载。以下一些线索可以作为参考凭据：
　　第一，翰林国史院的官员，其职掌包括撰写文言制诰和修史，因此通常附带“知制诰”和“修国史”一类头衔。其中，翰林学士承旨带“知制诰兼修国史”，翰林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翰林直学士带“知制诰同修国史”，翰林待制、翰林修撰、应奉翰林文字带“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这一署衔方式虽未见载于《元史·百官志》，但散见于大量碑传文字之中，确有规律可循。而且还可以举出一些旁证。仁宗时监察御史咬住等呈文云“钦惟朝廷诏诰，既皆经由国史翰林，其承旨、学士等员皆带知制诰阶衔”[115]。阎复“大德元年复除翰林学士，四年拜翰林学士承旨，而知制诰、修国史皆视其职以进”[116]。郑某“至大改元，遄升翰林侍读学士。侍读必兼知制诰、同修国史，以所授阙之也，仁皇自为言于上，得可乃已”[117]。而蒙古翰林院的承旨以下诸官，皆不带上述头衔。当然我们也不能将史料中未带知制诰、修国史诸衔的“翰林院”某官一律视为蒙古翰林院官员，因为有可能是史文简略所致。但当碑铭述及某人官职迁转，带知制诰、修国史的“翰林院”官与不带此类头衔的“翰林院”官对举，则后者基本上可以断定为蒙古翰林院官员。
　　第二，蒙古翰林院主管起草蒙古语圣旨（或称玺书），并翻译诏敕文字；翰林国史院的工作则与蒙古语圣旨及翻译事务无关。如果史料中提到“翰林院”及其官员与翻译诏敕、起草圣旨玺书、以及隔越奏请、违制滥发圣旨玺书等等事项有关，则基本可以肯定为蒙古翰林院。同理，如果提到某位翰林院官时特别强调他“通诸国语”云云，也大体上可以归入蒙古翰林院。
　　第三，蒙古翰林院下辖蒙古国子监、蒙古国子学、地方蒙古字学，而地方儒学和汉人国子监、学则隶属于集贤院。如果史料中提到“翰林院”及其官员下属有“国子学”、“国子监”或“蒙古字学”、“蒙古教官”，则此翰林院必为蒙古翰林院。
　　第四，元朝的宫廷怯薛执事官中，有一批从必阇赤中分化出来、负责草原地区的诸王驸马朝觐贡献等事务，并参与翻译诏敕、起草圣旨的显贵子弟，称为“内八府宰相”。《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将其附载于蒙古翰林院之后，略云：

　　内八府宰相，掌诸王朝觐傧介之事。遇有诏令，则与蒙古翰林院官同译写而润色之。谓之宰相云者，其贵似侍中，其近似门下。虽有是命，而无授受宣命，品秩则视二品焉。

《山居新语》（《南村辍耕录》卷一“内八府宰相”条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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