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碑”等则是为私人所撰。《雪楼集》卷六至九所载为“玉堂类稿”中的“敕赐碑”，卷一六至二二“碑铭”是私人作品。
即使将草拟诏敕、撰写礼仪文字和奉旨碑文这些“应制”任务都算在一起，再加上修史书、备顾问另两项职掌，翰林国史院的日常工作量仍然十分有限。元朝大量的记载都说翰林词臣“多暇，日得考古论文”[100]，“制撰寡尠，无可事者”[101]，“夙夜虽欲求细劳微勤以自效，而亦无有”[102]。与中央各行政部门不同，他们不须每天坐班，而是“十日之间仅聚三日，一月二十一日闲居私家，……况九日完坐，又不过行故事同杯酌而已”[103]。这完全是一个适于“养老”的闲散机构。而前代的翰林词臣，单单草拟诏敕一项工作即已比较繁重，有时可以说非常辛苦。《元稹集》外集卷七《奉和浙西大夫李德裕述梦四十韵》内述唐朝翰林典故，自注谓“麻制例皆通宵勘写”。宋哲宗去世时，翰林学士邓润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金章宗时韩玉“入翰林为应奉，应制一日百篇，文不加点”。[104]这样的情况，元朝似乎已经很难看到了。
与上述情况相联系，唐宋翰林学士院都设在宫内，“号为深严”，“逼近禁围”，以使学士“便于应诏”[105]，皇帝也可以比较方便地驾临学士院[106]。学士院在夜里和节假日均有人值班，承担临时和突然性的草制工作，称为“宿直”。金朝翰林学士院的设置地点不详，但史料反映其翰林学士仍有在禁中“宿直”的制度。《金史》卷一二五《杨伯仁传》云：“故事，谏官词臣入直禁中”。李庭《寓庵集》卷四《兰泉先生文集序》：“明昌（金章宗年号）下诏举才行之士，……召为翰林应奉，入直禁中。”元朝的翰林国史院院址几经迁徙，起初设立在澄清坊东哈达门第三巷[107]，后迁于凤池坊北、钟楼以西的“北省”[108]，复迁于大内东南的千步廊以东的“南省”，中间一度“买大第徙之”[109]，最终仍然迁回北省[110]。这些地方，统统位于宫外[111]。其官员也有“宿直”制度，但都只是在院内值班，并非宿直于禁中[112]。其实他们的撰述任务很少，所谓“宿直”不过是虚沿唐宋故事，夜直尤无意义。在起草一些重要的诏书时，翰林词臣可能会得到皇帝的召见，面授旨意。如《元史》卷一六○《阎复传》：“帝（忽必烈）屡召至榻前，面谕诏旨。”但更常见的情况，却是由近侍或大臣传宣旨意，词臣与皇帝并不见面。王恽《中堂事记》里就记载了多起近侍传谕翰林国史院、命起草某某诏制的事例。又如《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
帝（文宗）方向用文学，以集弘才博识，无施不宜，一时大典册咸出其手。……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为营都王，使贵近阿荣、巎巎传旨。二人者素忌集，缪言制封营国公，集具稿。俄丞相自榻前来索制词甚急，集以稿进，丞相愕然问故。集知为所绐，即请易稿以进，终不自言，二人者愧之。
今本《道园学古录》卷二二收有《封营都王（及夫人）制》、《封营国公（及夫人）制》各一套，从内容看明显是授予乳母夫妇的，可为《虞集传》旁证。虞集是文宗的宠臣（据《圭斋集》卷九《虞集神道碑》，此次草制地点即在“内庭”），尚且如此，其余关系疏远的词臣，境况更可想而知。尽管元人有时仍仿照唐宋传统，将翰林国史院官员称为“内相”[113]，但事实上，元朝翰林国史院已不具备前代翰林学士院那种“深严”、机密和亲近皇帝的特点。它主要只是一个点缀文治的文化机构，在实际政务当中发挥的作用是很微弱的。
（二）蒙古翰林院小考
蒙古翰林院是一个具有元朝特色的机构，它始设于至元十二年，是从翰林国史院中分立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分割了翰林国史院的职权。《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蒙古翰林院，秩从二品，掌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至元八年，始立新字学士于国史院。十二年，别立翰林院。……后定置承旨七员、学士二员、侍读学士二员、侍讲学士二员、直学士二员、待制四员、修撰二员、应奉五员、经历一员、都事一员，品秩并同翰林国史院。
因为蒙古翰林院负责用八思巴字起草或翻译诏敕文书，因此元廷为推广八思巴字设立的中央教育机构和学校——蒙古国子监、蒙古国子学，都隶属其下。另外《元史》卷八《世祖纪五》至元十二年三月条：
庚子，从王磐、窦默等请，分置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
从上面两条材料可以看出，蒙古翰林院的正式名称本来只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