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意译的八思巴字译稿没有像一些音译译稿那样保存下来[82]。像皇帝即位、大赦、命相等重大事件，在汉地颁发文言诏书的同时，在蒙古草原地区一定也会颁发诏书的蒙文译稿，而且其译稿绝对不会是音译。试想，假如让蒙古人阅读汉文诏书的音译译稿，那正如让汉人阅读不带旁译的《蒙古秘史》汉字音写本一样，断然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所云。《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内八府宰相，掌诸王朝觐傧介之事。遇有诏令，则与蒙古翰林院官同译写而润色之。”内八府宰相是从必阇赤中分化出来的一批怯薛执事官，负责草原地区的诸王驸马朝觐贡献等事务[83]。他们参与译写的“诏令”，应当就是用汉文起草但同样需在蒙古草原颁发的诏书。既云“译写而润色之”，则是意译而绝非音译。另外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七《阎复神道碑》载：
桷尝以（翰林国史）院属侍公入议事堂，……一日草诏书，其语意难以入国语，大臣疑之，有集贤学士亦出微语。公召掾史具纸笔，请学士改撰，学士大愧却立。会食毕，公改为之，而前诏一字不复用。一座大惊。
这也是因为要用蒙古文意译，才会出现“语意难以入国语”的问题。可以说，像前引泰定帝即位诏那样的“俚语”诏书，其余元朝皇帝即位时在草原也都有颁布。只不过它们另有文言初稿，而泰定帝即位诏没有，这才导致了这唯一一份“俚语”诏书幸存至今。
附带谈一下手诏的问题。手诏的本意是皇帝手写的诏谕，又衍变为以皇帝名义单独发给某人、表示亲近或机密的诏书。后者实际上仍由词臣“代言”，并非皇帝亲自写作。例如《中堂事记》所载中统二年赐给南宋降将杨大渊、刘整和高丽国王王倎的“手诏”，都是由王恽等人起草的。但在元朝，的确也有皇帝亲自写作诏谕的事例。《元文类》卷五九姚燧《阿里海牙神道碑》：
初，公以中书右丞下江陵，驿闻，大帝（按指忽必烈）为大燕三日，……御笔为北庭书：“昔鲁鲁合西地所生阿力海涯，为大将有功，信实聪明而安详。其加卿为阿虎耳爱虎赤、嫡近越各赤，给日别平章。”求今亿万维臣之中，降是宸翰，昭乎云汉之章，蔼如天语之温，崇功曝德，匪夸一时，可华及子孙百世者，才公一家。视古丹书铁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
根据史料来看，元朝皇帝通常并无批阅文书的习惯，处理政事时大多是动口不动手。至于亲自撰写诏谕，那就更罕见了，难怪姚燧对这份“御笔”大加歌颂。“御笔”的后半部分名词古怪，今已不得详解。所用的“北庭书”，是指回鹘体蒙古文。忽必烈虽然下令创制并推行八思巴字，但他本人显然更习惯于使用回鹘体蒙古文[84]。以后诸帝中比较喜欢亲自写“御笔”的是文宗。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题朵来学士所藏御书后》：“天历二年九月十二日，手诏一百五字，申严夜启门禁之事。”下面载录了手诏全文：
皇帝圣旨：大都、上都守把城门围宿军官军人每、八剌哈赤每根底，自今已始，夜遇紧急事情开门出入，差官将带夜行象牙圆牌、织字圣旨，门围官员详验端实，方许开门出。虽有夜行象牙圆牌，如无织字圣旨，不以是何官员人等，并不许辄开城门，纵令出入。违之处死。
值得注意的是虞集在手诏前面加有“抄录御书”的小标题，并且明载“手诏一百五字”。统计上引手诏的字数，共为一百零四，但“方许开门出”一句最后疑脱“入”字，如此则恰好是一百零五字。这说明“手诏一百五字”所指确为汉字，加上“抄录御书”一语，可知这份手诏并非先用蒙古文写作再译为汉文，而是文宗直接用汉文写的。以文宗的汉化水平，他也完全有能力用汉文写作[85]。《道园学古录》同卷还收录了虞集为文宗另两篇手诏“命哈剌拔都儿充奎章阁捧案官”、“除丑闾太府太监”写的跋文。这两篇手诏很可能也同样是汉文。
三 诏敕起草机构：翰林国史院与蒙古翰林院
元朝负责起草诏敕的机构主要为翰林国史院和蒙古翰林院。翰林国史院是在前代翰林学士院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蒙古翰林院却是元朝独有的机构。关于翰林国史院，我以前曾经写文章予以讨论[86]。在此主要就有关诏敕起草的一些问题，与蒙古翰林院并列对比，略作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翰林国史院的补充考察
元朝翰林国史院初置于世祖忽必烈中统二年（1261）。在首任翰林学士承旨、金朝状元王鹗的建议下，先设立了翰林院，然后又立国史院，二者相并，名为翰林国史院。自唐朝中叶设立翰林学士院以来，历宋、金两朝，起草诏敕一直是该机构的首要任务。余力所及，亦时而兼任编书、修史一类活动。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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