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帝至正九年）改礼部尚书。……初，旸在上都时，脱脱自甘州还，且入相。中书参议赵期颐、员外郎李稷谒旸私第，致脱脱之命，属草诏。旸辞曰：“丞相将为伊、周事业，入相之诏，当命词臣视草。今属笔于旸，恐累丞相之贤也。”期颐曰：“若帝命为之，奈何？” 旸曰：“事理非顺，亦当固辞。”期颐知不可屈，乃已。

传中没有说明这篇诏书最后究竟由谁起草，但可见“词臣视草”的惯例有时是会受到破坏的。顺帝罢黜权臣伯颜时，因事涉机密，即未起用翰林词臣草诏。杨瑀《山居新语》：

　　至元六年二月十五日，黜逐伯颜太师之诏，瑀与范汇同草于御榻前。诏文以其各领所部“诏书到日，各还本卫”。上曰：“自早及暮，皆一日也。可改作时。”改正一字，尤为切至。于此可见圣明也。

按此诏见载于《圣元名贤播芳续集》卷六，题为《降伯颜诏》，《元史》卷四○《顺帝纪三》亦载其节文，均有“诏书到时”文句，可为佐证。《元史》卷一三八《脱脱传》也记载草诏者是杨瑀、范汇二人。这两人均与翰林毫不相干[76]。据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二四《杨瑀神道碑》，瑀，杭州人，因近臣入见顺帝，以篆刻见赏，留备宿卫，任奎章阁广成局副使、中瑞司典簿，得出入禁中。范汇的事迹则略见于刘诜《桂隐集》卷一《丽泽斋记》。他是江西庐陵人，“游京师，客于公卿之门”，并无正式官位。大约由于他有文才，被杨瑀或其他官员推荐捉笔，竟以布衣之身参与了这一重大宫廷阴谋[77]。类似的情况在元末又曾发生。权衡《庚申外史》至正二十四年条：

　　初，削孛罗（帖木儿）兵权时，（右丞相）搠思监召承旨张翥草诏，辞曰：“此大事，非见主上，不敢为之。”乃更召参政危素，就相府客位草之。……（孛罗帖木儿）责之曰：“诏从天子出，搠思监客位，岂汝草诏之地乎？”素无以答。

这是因翰林词臣拒绝草诏，故以其他官员代行其事[78]。

　　（五）关于诏敕的翻译及手诏

　　关于诏敕文书的翻译，也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讨论。虞集《道园类稿》卷二一《送谭无咎赴吉安蒙古学官序》云：

　　集昔以文史末属得奉禁林，见廷中奏对，文字、语言皆以国语达。若夫德音之自内出者，皆画以汉书而下之。诏诰出于代言者之手，又循文而附诸国语。其来尚矣。

照我的理解，这段话正好涵盖了元朝诏敕文书“由蒙译汉”和“由汉译蒙”的两种不同工序。“德音自内出者”说的是皇帝圣旨，“画以汉书而下之”则是指译为汉文。“诏诰出于代言者之手”说的是由翰林词臣起草的文言诏书或封赠宣敕，“循文而附诸国语”则是指译为八思巴蒙古文。由于诏敕文书主要是面向汉族社会颁布，因此“由蒙译汉”是完全必要的。其译稿有蒙文直译体或汉文吏牍体两种形式，对此上节已述。但“由汉译蒙”就未必非译不可，即使在大蒙古国时期，颁发于汉地的诏敕文书也不过只是附有“付与某人”等一两句简单的回鹘式蒙古文，并非照章全译（见前文），到元朝反而变复杂了。更有甚者，将诏诰“由汉译蒙”的主要方式竟然是音译。钱大昕很早就发现：“元时凡制诰由词臣润色者，国书但对音书之。”[79]当代学者对八思巴字的研究，业已证实了这一看法。罗常培、蔡美彪搜集了一批蒙汉合璧、刻碑立石的元朝制诰文字拓片，分析指出：“这些制词原来都是先用汉文写成，文辞典雅，多出于当时汉族文人之手。八思巴字只是用来译写汉语的音，好让不识汉文的人也能够读；另一方面，也可表示它是出自蒙古统治者的。”[80]照那斯图、杨耐思则概括说：“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八思巴字）对蒙古语而言，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字，对其他语言而言，不过是与之相应的注音符号而已。……或者说，这种文字只不过是各个民族语言或文字的一种转写文字。”[81]这种音译的诏诰译稿，实际阅读价值并不大，它只不过是元朝统治者“蒙古至上”文化政策的一种反映。
　　然而元朝诏敕文书“由汉译蒙”又绝不仅限于音译，而是也有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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