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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诏敕制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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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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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颇与元朝蒙古翰林院、翰林国史院关系相近。但其具体工作内容是否也包括诏敕文书中契丹文和汉文的互译，史无明言。西夏的蕃字院则与蒙古翰林院性质更为类似。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二载：“元昊既制蕃书，遵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字、汉字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汉字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字掌西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字院特重。”不过西夏毕竟只是一个地方政权，其“蕃字院”发挥的作用和历史影响仍然难与蒙古翰林院相比。
综合分析蒙古翰林院的职掌，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接受皇帝指令，起草蒙古文圣旨。前引《秘书监志·职制》云“蒙古翰林院是写蒙古字圣旨，这勾当大有”。将起草完毕的圣旨由蒙译汉，译成蒙文直译体或汉文吏牍体的汉字圣旨，基本上也由它完成（或许有一些蒙古文圣旨是送到中书省后由中书省译史进行翻译，这方面的具体制度细节已不得其详）。按规定，只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几大机构有权力奏请皇帝圣旨，并将其下发，蒙古翰林院不过负责起草和翻译而已。但事实上，元朝中后期存在着屡禁不止的“隔越奏请”现象，即怯薛成员受人请托，利用其接近皇帝的优势，跳过中书省等机构径自奏准皇帝，取得圣旨，中书省等只能被动执行。更有甚者，有时干脆不将圣旨交付中书，而是在蒙古翰林院写、译完毕后，直接加盖玺印下发。元朝中后期圣旨泛滥，大批细微琐事圣旨流传于外，主要就是由于“隔越奏请”造成的。在这种时候，蒙古翰林院就成为其中的关键环节。前引《元史·谙都剌传》：成宗时为翰林院札尔里赤，“有旨命书藩王添力圣旨，谙都剌曰：‘此旨非惟有损国体，行且为民殃矣。’帝闻之，谓近臣曰：‘小吏如此，真难得也。’事遂止”。按所谓“添力圣旨”，即与寺观等奏请“护持圣旨”同属一类[125]。这种“有损国体”、“为民殃”的隔越奏请圣旨，愈演愈烈，成为元朝的一大弊政。武宗时丞相塔思不花等上言：“诸人恃恩径奏，玺书不由中书，直下翰林院给与者，今核其数，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年所出，凡六千三百余道，皆干田土、户口、金银铁冶、增余课程、进贡奇货、钱谷、选法、词讼、造作等事，害及于民，请尽追夺之。”[126]隔越奏请圣旨，“隔越”的是中书省，但一般却不会隔越“写蒙古字圣旨”的蒙古翰林院，况且其中有不少就是由在蒙古翰林院任职的怯薛成员去奏请的。因此蒙古翰林院时常成为言官的攻击对象。成宗时御史中丞董士选上言：“蒙古翰林院、宣政院坏乱法纪，而御史台不得预，是阻碍台臣不使之言也，非世祖意。”[127]文宗时监察御史买速丁也奏称“为人臣不可侥幸，蒙古翰林院官曹数请玺书护持，乞追还官，不得再请”[128]。
二，将翰林国史院起草的汉语文言诏敕译成蒙古文。颁行于吐蕃、畏兀儿等地的，于蒙古文外再附以当地文字。其由汉译蒙，颁行于汉地者主要为音译，颁行于漠北草原和蒙古百姓者应为意译。内八府宰相“遇有诏令，则与蒙古翰林院官同译写而润色之”，当是协助后一工作。由于文言诏敕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国家大政，其翻译（尤其是意译）是否准确，关系非轻，故中书省、御史台要对译稿进行审查、把关。《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延祐七年十月己巳“敕翰林院译诏，关白中书”。卷一○二《刑法志一·职制上》：“诸翰林院应译写制书，必呈中书省共译其稿。其文卷非迤远军情重事，并从监察御史考阅之。”
三，兼管诸王、驸马、蕃部事务。前引黄溍《太傅文安忠宪王家传》称“宗室……子孙嗣袭多不以序”是因为“翰林臣僚职其事者以私乱法”。《亦辇真公神道碑》则说“故事，藩王入朝，从翰林求进止”。蒙古翰林院之所以有这方面的职掌，原因大体有二。首先，它与内八府宰相关系密切，工作地点相邻，人选同样多出自怯薛必阇赤，且常彼此兼职或调任，职掌因而发生沟通。其次，颁发给诸王、驸马、蕃部的诏敕文书都要经过蒙古翰林院的翻译或起草，则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前者与元廷一个重要的联系枢纽，进而兼管其事务，也是比较自然的事情。
四，统领中央蒙古国子监、学和地方蒙古字学。中央、地方蒙古学学生的主要出路是担任蒙古学教官和各机构译史，因而教官、译史的考试、选拔亦由蒙古翰林院负责。《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学校》记载蒙古学制度云：“上自国学，下及州县，举生员高等，从翰林考试。凡学官、译史，取以充焉。”有关具体材料，略见《元典章》卷三一《礼部四·学校一·蒙古学》及新集《吏部·吏制·译史》。因与诏敕制度无涉，此处不再赘述。
总体而言，同样作为元朝的诏敕起草机构，蒙古翰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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