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思巴字颁行后元朝诏敕制度的定型

　　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下诏颁行八思巴所制蒙古新字（以下简称八思巴字），诏敕制度因而又为一变。诏称：

　　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63]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至元七年十月“癸酉，敕宗庙祭祀祝文，书以国字”。卷八《世祖纪五》：至元十年正月“戊午，敕自今并以国字书宣命”。原来用回鹘式蒙古文（畏吾字书）书写的给驿玺书（铺马札子），也改用八思巴字[64]。这样，八思巴字就成为法定的诏敕使用文字，汉文退居从属地位。诏敕的产生，或是先由汉族文士拟成汉文文言初稿，再译为八思巴字，或是先由蒙古必阇赤用八思巴字记录，再译为汉文白话或吏牍。前引《经世大典序录》所言诏书、圣旨之别，大约自此就完全定型了。作为新制文字，八思巴字被人们熟悉和习惯使用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在它颁行后头几年，第一类诏敕（诏书，以汉文文言为初稿者）在全部诏敕文书中仍占较大的比重。至元十四年，王恽重入翰林任待制一职，仍然奉命撰写了《春旱禁酒诏》、《减江南冗员诏草》、《诫谕官吏诏草》、《复立按察司手诏》等文言诏敕[65]。江南降臣程钜夫也曾回忆在翰林的经历说：“至元十有五年，余待罪翰苑，每有撰著，肠枯血指，瑟缩不敢书。”[66]虽未明言“撰著”内容，却仍隐约地反映出“撰著”任务较重，文言诏敕应当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时间推移，第二类诏敕（圣旨，以八思巴字蒙古语为初稿者）逐渐成为元朝诏敕文书的基本形式。《雪楼集》附录揭傒斯《程钜夫行状》（危素《危太朴集》续集卷二《程钜夫神道碑》、《元史》卷一七二《程钜夫传》略同）：

　　（至元二十三年）仍诏求贤江南。初诏令皆用国字，至是，上特命以汉字书之。

《元史》卷一七《世祖纪十四》：

　　（至元二十九年正月）丙午，河南、福建行中书省请诏用汉语。有旨以蒙古语谕河南，汉语谕福建。

这两条材料与前引颁行蒙古新字诏有些矛盾。按照颁行蒙古新字诏，在汉地颁发诏敕应该是以八思巴字蒙古语和汉语配套并行的，似不需要专门强调用汉字汉语。杨联陞先生认为，这可能表明当时在北方已经普遍颁行以蒙古语为初稿的圣旨，涉及南方事务时则改用了以汉语为初稿的诏书[67]。其观点有一定道理。不过即使特地在南方颁行汉文文言诏书，也只是局部和临时的举措。至元三十一年春节，江南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创作一副春联“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结果被人告发而免职，大约是涉嫌讥讽不敬[68]。由此事可见“怎生？奏呵，那般者”的蒙文直译体圣旨套语已为南方人所熟悉。
　　总体言之，忽必烈在位中后期，以颁行八思巴字为契机，诏敕制度较之元初发生了两大变化。首先，诏敕主体由汉文文言变为译自蒙古语的汉文白话或吏牍；其次，文言骈体诰文从授官宣敕中消失。而上述变化，又是与蒙古统治者汉化改革停滞和逆转的大背景相适应的。“凡王命，言必以文”的时代结束以后，真正用汉文文言起草的诏敕主要剩下两类，一是就一些重大事件布告天下的诏书，二是一部分封赠宣敕。宣敕的问题上节已有讨论，这里不再赘述。诏书因其内容重要，事关国体，因此仍由词臣用文言起草，以保持“王言”的尊严。与其他朝代不同，元朝皇帝大多不通汉语，对文言尤为隔膜，因此对这类诏书不能直接审阅，而是要由翻译人员进行讲解之后方才批准颁布。如至元二十四年立尚书省时，赵孟頫奉命草诏，“援笔立成”，忽必烈“闻大旨，召近臣译以对，喜谓公曰：‘卿言皆朕所欲言者。’自是国有大议，必以咨询”。[69]大德二年，成宗命杨文郁草诏谕高丽，“进至上前奏读，词意称旨，顾谓近臣曰：‘此适朕心所欲言口不能宣，而文士能达朕意。’……奖谕而退”。[70]甚至一些非汉族的大臣也需要通过翻译才能了解诏书的内容。《松雪斋集》附录杨载《赵孟頫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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