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庆元年四月钦奉圣旨：“据中书省奏‘江西等处榷茶都转运使司岁办课程浩大，切恐诸人搅扰，乞降圣旨禁约’事，准奏。仰据所办茶课，从长恢办，务要增羡尽实到官。办课期间，诸衙门不得搅扰沮坏，所在官司毋得将运茶船只拘夺递运官物，转运司官吏人等却不得椿配百姓，作弊违错。”钦此。

又如至元十二年忽必烈宣谕南宋淮安守将朱焕的圣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汉儿字圣旨”条载录了原稿为“白麻正书”的圣旨全文（王逢《梧溪集》卷一《敬题谕淮安朱安抚诏后》所引略同）：

　　上天眷命，大元皇帝圣旨，谕淮安州安抚朱焕。据陈楚客奏：“臣与朱安抚同年，又有通家之好，戊午归顺之后，不相见者十有八载。今王师吊伐，诸道并进，数内一路领涟河、清河将士，攻取淮东未附州郡。切恐城陷之日，玉石俱焚，臣与故人情分，不容缄默。且彼所以婴城自守者无它，原其本心，但未知趋向之方，初无执迷抗拒之意。今大江南北，西至全蜀，悉入版图，若蒙圣慈特发使命，宣示德音，开其生路，彼亦识时达变之士也，宁不以数万生灵为念乎？臣昧死上言，伏候敕旨。”准奏。今遣使前去，宣布大信，若能识时达变，可保富贵。应在城守御将帅同谋归顺者，意不殊此。故兹诏示，想宜知悉。至元十二年七月日。

这份圣旨是发给南宋将领的，所以译成汉语时尽量向汉文文言靠拢，没有采用“么道，奏呵”一类直译体语汇。但与蒙文直译体相近，其“据事直录”的特点仍然十分明显[19]。史料中所见元朝汉文吏牍体圣旨，有的是直接从蒙文翻译，有的则是在蒙文直译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写而成。韩儒林先生说：“元代案牍文字……其原稿为蒙古文而须颁行于汉地者，必副以汉文译文。现存元代汉文档案，或为俚语，或为文言，《元典章》、《通制条格》、《六条政类》等书所载大半皆俚语文件。文宗至顺间虞集等纂修《经世大典》，其所据材料，除文言文件外，俚语文件必甚多。今所见《大典》残卷几尽为文言而少俚语者，殆编修者改译之也。”[20]按韩先生所言“俚语文件”，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蒙文直译体公文，“文言文件”则属于汉文吏牍体公文。与“俚语”的蒙文直译体相比较，后者固不妨称为“文言”。只是这类“文言”文字相当平实，其风格与词臣所作骈四俪六、堆砌典故的汉文诏书有着明显区别。
　　在讨论过元朝圣旨的体裁之后，再来看一下它的内容。与诏书相比，圣旨内容涵盖的范围远为广泛，小大不拘，“大而至于军国大计，小而至宰杀老病的牛马、幼马、羊羔等微而至微的琐事”[21]。仅随手翻检《元典章》中的圣旨，如卷四《朝纲一·政纪·省部纪纲》、卷五《台纲二·体察·改立廉访司》、卷一三《吏部七·公规一·公事·行移公事程限》、卷二三《户部九·农桑·立司·复立大司农司》、卷四九《刑部十一·诸盗一·强窃盗·拯治盗贼新例》，都足以称得上“军国大计”。而像卷一六《户部二·分例·使臣·使臣合吃肉食》、卷三八《兵部五·捕猎·围猎·收拾石虎皮》、卷五七《刑部十九·诸禁·禁宰杀·禁宰年少马疋》、卷五八《工部一·造作一·杂造·新样帽儿休造》，却只能说是细微琐事。又如官员出差乘驿领取的铺马圣旨[22]，和今天比较多见的元朝皇帝颁发给某佛寺、某道观的护持圣旨[23]，亦皆属琐事之列。据仁宗时监察御史咬住等人所上呈文，各衙门“朦胧奏行”圣旨的情况极为严重，“添乐人气力者有之，断民间家私者有之，或为僧道护持，或为权豪执把，冗征细事，动辄宗示中外，变易纷纭，法无所守，……如旌德集庆等寺护持、杭州马剌忽女孩儿答剌看等执把，似此之类，岂烦君命？”[24]元初规定，圣旨颁至地方，当地官员必须穿戴公服，出城迎接。后来圣旨泛滥，地方官叫苦不迭，“收拾户计的、打捕豹子的圣旨也交迎接有，城子里勾当哏迟误有”[25]。延祐六年江南行御史台报告：“近年开读圣旨，多不是中书省奏来的，也不是干碍御史台、廉访司事理”，元廷被迫规定“诏赦，行省、廉访司各衙门都交迎接。若干碍行省、廉访司事务的圣旨呵，各一员官迎接者。除此之外，寺观护持，诸人执把的圣旨休迎接”。[26]
　　附带述及另一个相关概念“玺书”。与圣旨相似，元朝玺书的概念也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上，凡是盖有皇帝玺印的下发文件都可称为玺书。其中，应当包括诏书、圣旨（狭义）、宣命（或制书）。元初，诏颁八思巴所制蒙古新字，宣布要用它“译写一切文字，……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27]。所说玺书显然是广义概念。广义的玺书大体上相当于广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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