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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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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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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候，而应是政治、经济上的需要。政治上是为了互通信息，打破隔绝、孤立的状态，经济上则应是加强彼此的往来，增加收入。但是形势变化很快，就在江浙行省遣使的下一个月，张士诚便向元朝投降，接受了太尉的头衔，而且很快便控制了元朝的江浙行省，割据一方，达识帖睦迩成了傀儡。张士诚对于发展与高丽的联系表现了极大的兴趣，高丽恭愍王七年七月，他派遣使者与高丽通好，使者就是上一年奉江浙省之命前往高丽的实刺不花。随后，恭愍王八年四月、七月，九年三月，十年七月(二批)，十一年七月，十二年四月，十三年四月、七月，十四年四月，张士诚相继遣使向高丽王献礼物，前后共11次[38]。此外，江浙海岛防御万户丁文彬在恭愍王七年七月，八年四月、七月，三次向高丽国王献礼物。九年七月，江浙省李右丞遣人向高丽国王献方物；十年七月，淮南省右丞王晟遣使献方物；十三年四月，淮南朱平章遣人献铠。[39]王晟是张士诚的亲信将领之一，“江浙省李右丞”应是张士诚的另一亲信李伯升。丁文彬事迹不详，但他3次遣使都是与张士诚的使节同时，而且高丽回信中说“使王与太尉自令永以为好，未必不由执事也”。说明必然有密切关系。“淮南省朱平章”不可考，但淮南省是张士诚政权中设置的地方机构之一，此人亦应是张士诚部将。这就是说，张士诚的部属遣使与高丽联系见于记载有6次。总计起来，从恭愍王七年到十四年(至正十八年到至正二十五年，1358—1365)，八年之内，张士诚及其部属先后遣使到高丽，有17次之多，高丽亦曾数次遣使回访，双方经过海道的联系，不能不说是相当密切的。张士诚与高丽的往来，主要目的是为了推进双方的贸易，丁文彬写给高丽王的信中讲得很清楚：“傥商贾往来，以通兴贩，亦惠民之一事也。”[40]张士诚占有浙西，控制了昆山、澉浦等海港，他迫切希望从海外贸易中得到更多的收入。
张士诚与高丽的交往频繁，有些中国人因此到了高丽，并在当地落户。李敏道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原是河间人，高丽使臣“成淮得回自张士诚所，敏道请与俱来，以医、卜见称，往往有验。后来他成了朝鲜李朝的开国功臣，历官至商议中枢院事”[41]。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高丽人流落于中国，元末诗人高启写有《朝鲜儿歌》，作者原注：“予饮周检校宅，有二高丽儿歌舞者。”诗中写道：“朝鲜儿，发绿初剪齐双眉。……主人为言曾远使，万里好风三日至。鹿走荒官乱寇过，鳷鸣废馆行人次。四月王城麦饭稀，儿行道路两啼饥。黄金掷买倾装得，白饭分餐趁舶归”[42]，“周检校”显然是张士诚派往高丽的使者(检校为官名)。由诗中可知，两名来自高丽的舞女，是张士诚的使者去高丽出使时买得的贫苦人家的女儿。
与张士诚同时，占有浙东的方国珍，也对发展与高丽的关系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高丽恭愍王七年(1358)“五月庚子，台州方国珍遣人来献方物”[43]。比张士诚首次遣使还早两个月。此后，八年(1359)八月，十三年(1364)六月，十四年(1365)八月、十月相继遣使到高丽，总计5次[44]。方国珍控制下的有庆元(今浙江宁波)、温州两个重要港口，他与高丽的往来显然也是为了发展贸易。
以上情况说明，元朝末年，尽管中国处于动乱之中，但是高丽与中国江浙地区之间，仍有频繁的海上交通；而在双方“通好”的政治交往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相互需要的贸易关系。
五
元朝海外贸易的全盛时期，曾在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七处设置市舶司，用为正式对外开放的港口。后来缩减为泉州、广州、庆元三处，此外，作为海运基地而兴起的昆山太仓，也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元代与高丽联系的海港，首先是庆元(今浙江宁波)，庆元原名明州，由于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很自然在宋代便已成为对高丽的重要贸易港，从南宋后期的明州方志记载可以知道，这个港口大量进口来自高丽的货物，元代的方志说，庆元港口“南通闽广，东接日本，北距高丽，商舶往来，货物丰溢”[45]。元代庆元进口的货物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高丽的，下面将会说到。方国珍与高丽的联系，应该就是通过庆元港进行的。新安海底沉船中，发现刻有“庆元路”字样铭文的秤砣，一般认为应是由庆元港起航的[46]。
泉州是宋元时期中国最重要的海港。北宋时期前往高丽的泉州商人为数众多，我已有专文论述[47]。南宋时期，仍有泉州商人前往高丽，如建炎元年(1127)两浙安抚使叶梦得委托大商柳悦、黄帅舜去高丽经商时，打听金朝的动静，“二人皆泉州人，世从本州给凭贾贩高丽”[48]，便是一个很好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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