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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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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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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的中国北方商人。忠惠王后二年(元至正元年，1341)秋七月丙子，大都商人来，言：“海贼三十余艘，着青黄衣，鸣铎击鼓，袭海杀掠人物。”[31]大都即今北京，这些来自大都的商人讲述了他们的海上见闻，说明他们肯定是从海道来的。在中国北方大都附近的港口与高丽之间，有着一定的航线。
上面讲的是通过海道前往高丽的中国商人。《高丽史》中还记载了高丽方面经过海道到中国进行的贸易活动。忠烈王二十一年(元元贞元年，1295)四月“又遣中郎将宋瑛等航海往益都府，以麻布一万四千匹市楮币”[32]。当时高丽世子在大都求婚于元皇室，用麻布换取元朝纸钞，就是供世子婚礼用。但由此可见，高丽与中国山东半岛之间有着海上的航路，而且有着贸易的关系。高丽忠肃王元年(元延祐元年，1314)六月，命官员们考阅新购书籍，“初，成均提举司遣博士柳衍、学谕俞迪于江南购书籍，未达而船败，衍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事洪瀹以太子府参军在南京，遗衍宝钞一百五十锭，使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33]，以上两起都是高丽官方组织的贸易，可以想见，高丽民间也会有前往中国山东半岛和江南的贸易活动，有趣的是，以元代大都生活为背景的翻译教科书《朴通事》中讲到，从高丽前来大都，有“船路”，有“旱路”，“航路”就是海路。其中还说：“今年水贼广。我来时节五、六个贼船围着一个西京来的载黄豆的船，又高丽地面里来载着千余筒布子的大船，冲将去了。后头听的，那贼们把那船上的物件都夺了，把船上的人来打杀了。”[34]和前引《高丽史》记载相印证，在高丽与中国北方港口之间航线上来往的，既有中国商人，也有高丽商人。
值得指出的是，《高丽史》中有关元朝海商的记载甚少，而关于宋朝(主要是北宋)海商的记载甚多，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我认为指出两点是必要的。第一，见于《高丽史》记载的，通常是国王接见海商的活动。如果不与国王有关，中国海商的到来，便不会引起注意。因此，《高丽史》上的有关记载，只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海商的活动，远不是全部，肯定还有不少到高丽贸易的中国海商，被《高丽史》遗漏了，在宋代是这样，在元代也是一样。在宋辽、宋金对峙的形势下，前往高丽的中国海商往往担负着沟通双方关系，传送政治信息的使命，他们的到来自然受到高丽政府的特殊重视，所以常有国王出面接见宴请之事[35]。到了元代，中国海商已没有这方面的任务，完全是单纯的商业活动，与国王发生关系的机会也就少了。第二，元朝统一以后，出现了南北经济广泛交流的局面，首都大都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集中全国各地货物的商业中心。元朝政府重视交通事业的建设，从高丽经中国东北到大都的陆路交通是相当便利也是比较安全的，相对来说，海道则是比较危险的。因此，高丽和元朝的贸易活动，无论是官方的或是民间的，大都通过陆道进行，海道贸易的重要性实际上已经降低，这也是不可讳言的事实。
关于高丽到中国南方的海道贸易活动，可以从中国方面的资料得到印证。据元代著名学者姚燧记载，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6)，史耀为江浙行省右丞，“高丽王遣周侍郎浮海来商有司，求比泉、广市舶，十取其三。公(史燿)曰：‘王于属为副车，且内附久，岂可下同海外不臣之国。惟如令，三十税一。”[36]元朝的市舶制度，对于进口的货物，精色十取其一(后改为二)，粗色十五取一(后改为二)，称为“抽分”，实即市舶税；然后再三十税一，这是商税。纳完市舶税和商税以后，方可在市场上出售。姚燧所说“泉广市舶，十取其三”是不准确的。史燿提出“三十税一”的意思，是对高丽的货物，免收市舶税，只收商税，也就是给予优待，与国内货物同样处理。他的意见是否被接受，并不清楚，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高丽向中国江南输出物品是为数不少的，而且其中相当多应是由高丽官方或民间经营的，否则高丽政府就不会专门派人到江南谈判市舶税问题了。
四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农民战争爆发。此后十余年间，元朝处于混乱分裂的状态。高丽恭愍王六年(元至正十七年，1357)七月，“江浙行省丞相遣理问实刺不花来献土物”[37]。当时元朝的江浙行省丞相是达识帖睦迩。在此以前，尽管高丽与中国江南有贸易往来，但是作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行省的官员，从来没有主动与高丽联系过。这一年达识帖睦迩突然采取这一举动，绝非偶然。当时中国的南北，实际上已处于隔绝的状态，江浙行省的部分地区，已分别为张士诚、方国珍占有，特别是兴起于淮东的盐民张士诚，在至正十六年(1356)夺取浙西很多地方，对江浙行省的首府杭州，形成了很大的压力，达识帖睦迩在这种形势下违反常规遣使与高丽联系，不会只是礼节性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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