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北宋西夏间贡赐交往中的开封与兴庆 |
 |
时间：2009-7-24 13:52:39 来源：不详
|
|
|
切身利益。只有军器等少数物品是在禁科，夏使不能在市场购得，就在开封仿宋“造军器归本道”（注：《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丙午。），能带走的就带，不能带走的，起码学到了技术，这是夏国非常之需，故不惜违禁而行。
夏使在开封贸易的物品内容，无法全部晓知，可以依保安军榷场交易物品作参考。大体上说，宋以缯帛、罗绮易事之驼马、牛羊、玉、毛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腊、麝脐、羚羊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注：《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椎场一些牛羊之类，夏使不会带到开封出卖，但一般贵重药材之类，他们完全有能力带走。如大中详符八年（1015年）夏使在开封“卖甘草、苁蓉甚多，人数比常年亦倍”（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二九。）。上引资料所谓夏使之物“名品不等”，就足证品种很多，决不会只有甘草、苁蓉两项。
由于真宗时对夏使贸易方面的宽松优容政策，夏国官私都有利可图，所以到元昊向宋闹独立时，双方关系紧张，犹不肯放弃向开封遣使，使者“出入民间无他禁”（注：《宋史》卷315，《韩亿传》。），买卖照常进行。后来在韩亿建议下，将夏使常驻的都亭西驿作为贸易之所，“官主贸易”，即所谓的“馆市”制度（注：《西夏书事》卷12，景祐二年十一月记事。），但它不可能阻止夏使在开封市场购物的惯例。1043年（宋庆历三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七月间，谏官余靖在上奏中已指出，宋的西驿勾当使臣与夏使如定等“下行铺收买物色太多”（注：《长编》卷142，庆历三年七月庚寅。），唯恐超过辽使购物之数，要宋廷设法加以限制。这向人们明确提出，夏使“下行铺”直接购物，是宋的主管官同意的，并且还提供了方便。显然，夏使与民间贸易方面是非常聪明的，与民间的关系处理得很好，所以能够“出入民间如家”（注：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16，《韩公（亿）行状》。），官府屡禁而不能止。
在夏使贸易活动中，我们看到下列情况：一是贸易量大，如1062年（宋嘉祐六年，夏奲都六年）正月，夏使本为贺正旦而来，可所带的交易货物“约八万贯”（注：《西夏记》卷13，嘉祐七年正月记事引《东原录》。），而且还是宋方经官内臣压价情况下的估价，而实价当会更高一些；二是购物广泛，同次的夏使用卖货所得的五千两银，“买乐人幞头四百枚，薰衣香、龙脑、朱砂凡数百两，及买绫为壁衣”（注：《西夏记》卷13，嘉祐七年四月记事引《孔氏谈苑》。）；三是各种使都有在开封贸易的任务或活动，如1086年（宋元祐元年，夏天安礼定元年）九月那次遣使，因国主秉常卒，本是向宋告哀，宋廷于二十四日下诏：“夏国告哀使副赴阙见辞，例物、宴会、买卖并依去年夏国母亡告哀人例施行。”（注：《长编》卷388，元祐元年九月己卯。）由此可见，告哀使也连连不忘买卖，其他更不问而知。
人们也许会问，宋夏关系有和平友好的时候，也有反目为仇互相发动战争的时候，不管如何，夏为什么都坚持遣使至开封呢（除非宋不按纳外）？请看宋人司马光的分析：“所以遣使称臣奉贡者，一则利于每岁所赐金帛二十余万，二则利于入京贩易，三则欲朝廷不为之备也。”（注：《长编》卷206，治平二年十二月甲辰。）苏轼也说，每一使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的获率不下二十万。（注：此据《宋文鉴》卷55，苏轼《因擒鬼章论西夏人事宜》。）亦有估计为三十万的。（注：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16，《韩公（亿）行状》。）因此之故，在双方关系正常时，夏使每年都派几次，有时甚至达四次以上，总量达百万左右。通计贡赐与榷场等项，每年夏国所得，“不减三数百万”（注：《长编》卷372，元祐元年三月壬申。），那么贡赐的份量即可明白。何况如司马光所说，贡使的作用除直接到宋都贸易外，主要还是搞好双方的关系，否则，宋方总是以停止“岁赐”相要挟，一旦“岁赐”停止，接着而来的是禁止榷场的“和市”。一到这时，夏方就会感到一种强大的经济压力，必须想方设法改变这种局面。这就表明，使节往来是双方联系的基本纽带和桥梁，有了它沿边地区就安定，宋夏贸易就会开展起来，使双方群众享受到无穷之利。史称：“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羊、缯帛，彼此各受其利。”（注：《西夏书事》卷11，明道元年十月记事。）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 开封与兴庆的相互影响
宋都开封在当时无疑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宋人柴宗庆有这样的诗句：“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去梁园总是村。”（注：吴曾：《能改斋漫录》卷9，《地理》。）这个梁园指宋都开封，与其他城市相比，那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