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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绪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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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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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考古发掘，我们对宫廷建筑的形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近年来，唐代宫廷建筑问题获得了深入研究。杨鸿年先生从浩瀚的图籍中广为寻检，写成《隋唐宫廷建筑考》一书，书中对隋唐东都洛阳城市的宫廷建筑作了详尽考察。[32]另外，王铎《唐宋洛阳私家园林的风格》一文对唐宋时期洛阳城市私家园林的方位、规模、功能和艺术风格作了分析。[33] 3．东都含嘉仓的考古发掘与东都粮食供应问题
唐代东都的大型官仓是含嘉仓，它是供应东都城粮食的主要粮仓。过去因资料匮乏，对含嘉仓的形态和东都粮食供应问题一直模糊不清。
1969年底，洛阳市博物馆首次发掘了含嘉仓，对200余座圆形窖穴进行了钻探，发现了一些刻字残砖。[34]同一时期，河南省博物馆和洛阳市博物馆对含嘉仓的规制、粮窖内的储粮情况、粮窖的布局和形制结构，以及记载窖藏情况的铭砖作了详细报道。[35]邹逸麟《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的漕运和粮仓》一文对这批铭砖铭文作了分析，认为唐代的洛阳是一个重要的粮食集中地，集中了河北、河南二道和整个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租米。[36]沧清《含嘉仓铭砖初探》一文也据这批砖铭内容揭示了含嘉仓的一套管理制度和漕运方式。[37]张弓从含嘉仓的职能、管理体制和管理规格分析，认为含嘉仓的性质属太仓，而非转运仓，又对含嘉仓的营造及仓窖结构作了说明，还对含嘉仓的运营管理和仓谷的分配作了分析。[38]1988年秋至次年1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又对4座仓窖作了发掘，取得了对仓窖的形制、结构和粮窖的顶部结构重要认识。[39]
含嘉仓的发现引起了国际学界的普遍关注。1973年4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学术代表团参观了含嘉仓遗址，林巳奈夫作了报道。[40]次年夏，日本考古学者代表团也参观了含嘉仓遗址，冈崎敬写了见闻记。[41]后又在《中国的考古学——隋唐篇》一书第1部分第1章作了介绍。[42]1978年9月，布目潮讽参观了此遗址，在《隋唐时代的穴仓和帝陵——从洛阳到西安》一文中不仅报道了关于含嘉仓的见闻记，而且对第19窖出土的砖铭作了初步考证。[43]早在1976年，砺波护在《中国的都城》一文中曾简单地提及洛阳含嘉仓。[44]1980年又对含嘉仓出土的砖铭作了详细的检讨。[45]
4．东都洛阳城砖瓦窑的考古发现
那么，营建洛阳城的原料是从何处来的?
70年代，洛阳市博物馆在洛阳城发掘了四处砖瓦窑群，从出土实物分析，这几处砖瓦窑群是专为营建洛阳城之用的官办砖瓦窑。[46]1991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在洛阳东城中部又发现一处唐砖瓦窑遗址，从出土遗物分析，其产品为修造宫殿之用，此窑是官窑。[47]1992年10至12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又在原隋唐东都外郭城内北部里坊区履顺坊内发掘一处隋唐时期的砖瓦窑遗址，从出土遗物分析，它们是专为营建洛阳城及宫殿而特设的，当属官营作坊，其年代当在大业元年至开元十九年之间。[48]从上述考古发现中，我们能初步推断，营建洛阳城的原料大体是就地取材。
5．武则天时的东都明堂
688年，则天建明堂于东都，其位置与式样均与儒家之说相违背。这一问题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日本学者谷川道雄认为，与则天提倡的宗教信仰有关，则天将自己比作弥勒菩萨，把佛教信仰粉饰为武后政权成立的思想背景，这些影响了东都明堂的建设。[49]金子修一在1979年发表的《有关魏晋至隋唐郊祀．宗庙的制度》一文中从礼制角度考察了武后时的明堂。[50]后在1986年，又从政治方面考察了武后建设明堂的意义，认为如单从宗教象征性的意义去分析是无法充分说明明堂特征的，武后把建筑明堂看作神都洛阳新政权的象征，而明堂事实上具有正殿的种种机制。[51]
6．东都里坊的探究
1850年，清人程鸿诏曾作《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一卷，对东都里坊作了校补。[52]1962年，高敏始将《藕香零拾丛书》中的《元河南志》同《唐两京城坊考》东都部分进行了核校，增补和订正了徐松一书的里坊，认为东都无“时泰坊”，有“乐成坊”，“南里”、“北里”为二坊而非一坊。[53]
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土和发现，重新审视东都里坊问题已有了新的可能。陈久恒注意到唐人墓志对研究洛阳城坊有重要价值，他以《千唐志斋藏志》为依据，发现“建春”、“遵教”、“徽安”三坊应为东都里坊。[54]赵超继续检讨了唐人墓志，发现“里顺”、“万岁”、“行修”三坊应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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