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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绪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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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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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都里坊，且就坊里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55]还通过墓志找出了城内河南洛阳两县的界线，纠正了过去一些有关坊里的误记。[56]日本学者中岛比也据《千唐志斋藏志》等史料为徐松一书增补了一些人物。[57]李健超《<千唐志斋藏志>校补唐两京城坊》一文用《千唐志斋藏志》补东都有乐城坊，认为东都有行修坊，无修行坊。[58]阎文儒、阎万钧编著《两京城坊考补》一书利用考古新资料和新出土、新发现的墓志铭不仅对东都里坊作了考补，而且对东都城内的宫殿、城门、楼、亭等作了考订。[59]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一书利用了大量考古资料和新出土、新发现的墓志铭为唐东都里坊作了增补。[60]张忱石《唐两京坊宅补遗》一文据晚近出土唐代墓志补徐松一书之遗漏。[61]刘汉忠又补了张文之遗漏。[62]李健超也作《增补<唐两京城坊考>》一文。[63]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一书下篇《东都》对东都某些里坊作了订正，认为兴艺坊本名弘艺，敦＼化坊本名隆化，宽政坊本名政化，尚善坊别作上善坊，正俗坊别作政俗坊，乐成坊别作乐城、岳城，德懋坊别作德茂，毓材坊别作毓才、毓财，弘教坊讹作弘敬坊，道化、遵化实非一坊，又对福先寺、长夏门、中桥和富教、惠训、道术三坊的位置及游艺坊更名积德的时间、北市的置废年代、南市的范围变化、通远市的范围、漕洛间诸坊、“武则天明堂”遗址、都亭驿、河南洛阳两县界分、东都坊数等问题作了考订。[64]1999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一书，对徐松一书作了重新编辑，并用《千唐志斋藏志》作了补遗。
东都里坊的规模和形制经考古勘查已大体清楚。[65]1992年10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履道坊白居易故居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对里坊内的布局如坊间道路、水渠、房屋居址、园林中的瓦渣小路等获得了重要认识。[66]
7．东都洛阳城的形制及其与长安的比较
20世纪30年代，日本那波利贞曾就唐长安宫城居北的规划问题作过论述，认为是受北方胡族的影响。[67]40年代，陈寅恪先生认为北魏洛阳城也是宫城居北，这种规划是受西胡的影响。唐代洛阳城直接承袭北魏规划。[68]1954年，阎文儒通过实地调查，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东都城的建造是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及统治阶级出于政治防守的考虑，其形制与长安大体相同。[69]80年代，马得志结合考古成果，分析了东都城和长安城形制的差异。[70]日本学者冈崎敬在1963年发表的《隋大兴城、唐长安城与隋唐东都洛阳城》一文中也对两京形制进行了分析。[71]后又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的考古学——隋唐篇》(京都，同朋舍)第1部分第2章对前文作了补充。[72]
8.东都郊区政区划分的研究
对东都郊区政区划分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当首推日本学者爱宕元。他于19肋年3月写好《唐两京乡里村考》一文初稿。[73]后在1981年12月《东洋史研究》第四十卷第三号发表了此文定稿。文中附有《洛阳郊区乡比定图》。据《太平寰宇记》卷3，河南府河南县有4O乡，洛阳县有30乡。他据墓志、塔铭、石经幢铭等石刻材料考证出河南县33乡和洛阳县16乡。这项研究使我们对东都郊区政区的原貌有了清楚的认识，扩大了东都城市的研究视野。
9．东都城市经济研究
阎文儒认为隋唐东都城市的商品货币关系很发达，表明东都处于商品货币城市的状态。[74]宿白认为唐东都是工商业繁荣的城市。[75]徐苹芳认为唐中叶以后，随着两京商品经济的发达，坊市制度的崩溃，一种新的城市雏型正在旧城中孕育着。[76]陈有忠认为前期(606—755年)是洛阳商业繁荣期，后期(755—907年)是洛阳商业衰落期。[77]吴涛《唐“安史之乱”至五代时期的洛阳》一文认为这段时期的洛阳经济正走向衰落，然因洛阳曾做帝都，因而仍保持大商业都市的地位。[78]吴涛《盛唐时期的东都洛阳》一文分析了洛阳在618年—755年这段时期手工业和商业的情况。[79]贾广兴《龙门石窟群中的商业窟》一文认为唐贞观初至武周时期洛阳商业经济有了大的发展，市内出现了商业组织“行”。[80]
虽然关于东都城市的研究已有长足的进展，但仍有一些问题需加以研究，如兴衰原因、居民问题、最高行政长官和形制等问题。 ① 杨宽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10页。
② 陈正祥著《中国文化地理》第三篇《中国的城》，三联书店，1983年12月第1版．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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