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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时间:2009-7-24 13:53:06  来源:不详
,为汜水尉,贼陷东都,去客江夏”。
  像赵君李氏、河东柳氏之类天下名门,还可以举出博陵崔氏(注:前揭《唐代墓志汇编》收录《唐魏州冠氏县尉卢公夫人崔氏墓志》(大历四年,769)记载,崔氏为“益州雒县令俨之曾孙、卫尉少卿@(21)之孙、右仆射孝公沔仲女,……属中夏不安,奉家避乱于江表”。)、范阳卢氏(注:《旧唐书》卷163《卢简辞传》记载,卢纶“范阳人……天宝末举进士,遇乱不第,奉亲避地于鄱阳,与郡人吉中孚为林泉之友。大历初,还京师,宰相王缙奏为集贤学士、秘书省校书郎”。)、弘农杨氏(注:《旧唐书》卷164本传记载,杨於陵“天宝末家寄河朔。禄山乱,其父殁于贼,於陵始六岁。及长,客于江南。好学,有奇志。弱冠举进士,释褐为润州句容主簿”。)等等。一般士族南逃者,比比皆是:京兆韩洄,《新唐书》卷126本传记载:“安禄山乱,家七人遇害,洄避难江南,蔬食不听乐。乾元中,授睦州别驾,刘晏表为屯田员外郎,知扬子留后”;定州齐抗,《旧唐书》卷128本传记载,他是平阳太守齐huàn@(22)的孙子,定州义丰人。“少值天宝乱,奉母夫人隐会稽。寿州刺史张镒辟署幕府。”
  第二,留居北方。安史乱中,也有许多士族留在北方,如荥阳郑xún@(23)瑜,《新唐书》卷165本传载其“少孤,值天宝乱,退耕陆浑山,以养母,不干州里……大历中,以讽谏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评事”。后任官至宰相,定居于京城。清河崔从,《旧唐书》卷177《崔慎由传》载其“少孤贫,寓居太原,与仲兄能同隐山林,苦心力学。属岁兵荒,至于绝食,弟兄采@(24)橡实,饮水栖衡,而讲诵不辍,怡然终日,不出山岩,如是者十年。贞元初,进士登第,释褐山南西道推官,府公严震,待以殊礼”。后徙家于京城。范阳卢群,《新唐书》卷147本传载:“群尝客于郑,质良田以耕。”一般士族留下来的更多,不再例举。
  综合上述两方面,可以对该时期的基本倾向做一归纳:首先,动乱爆发,居于城中的士族不得已出逃,却不逃回原籍地,而是成批逃往南方。留在北方者虽为大族,却也是隐遁避难。和往昔相比,那种世家大姓于动乱中率宗亲、聚流民、筑坞壁以割据一方的景观已成旧梦,乡村不再是士族的根据地,而只是临时避难所。由此可证,士族长期徙居城市后,与乡村宗族同舟共济的关系已经基本消失。而乡村的宗族因精英的不断流失,也已经无法发挥太多的社会政治影响。城市士族无根化、乡村宗族庸俗化,这才是士族门阀政治走向全面衰落的根本原因。
  其次,逃到南方的士族,基本上还是奔往城市,如上面提到的洪州。此外,如富裕的会稽,《全唐文》卷783所收穆员《鲍防碑》称:“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再如荆州地区,《旧唐书》卷39《地理志》说:“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士族迁居城市的大势并无改变,“安史之乱”只是暂时改变其方向。
  再次,无论在南在北的士族,都期盼国家重新安定,好再登科第,重踏仕途。从后来发展的情况看,他们大多还是通过仕进回归以往向中心城市迁移的主流。所以,“安史之乱”带来士族迁徙的转向只是暂时的现象,而且也没有改变士族向城市迁徙的潮流,因此,只能作为异变来评估。
  上述“安史之乱”时士族的流向,反映出盛唐城市繁荣的背后是士族的根本性衰落。和暴力革命相比,士族向城市迁徙虽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作用却是根本性的,所造成的趋势难以逆转。士族失去乡村的根基后,从经济来源到政治社会地位都越来越依赖于国家,故其根本利益同国家日趋一致,“安史之乱”时,没有出现士族趁火打劫闹独立的情况,而是拥护朝廷共同御敌。道理就在于此。
  “安史之乱”中士族无所作为,已经清楚地表现出以宗族为基础,兼具城乡两方面影响的士族政治社会没落,取而代之的国家官僚政治社会迅速成长,唐宋社会变革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完了一大段路程。衰落中的士族一心期盼着国家重新统一安定,恢复往日的荣耀。士族阶层作为国家专制集权的制约,已经转变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力量,吴越同舟。因此,在“安史之乱”平定之后,无论出逃的还是回流乡村的士族,又都重回原轨,依旧涌向城市,继续走完士族衰萎的路程。
  后期(中、晚唐时期) 安史乱平,士族向城市的迁徙又基本回复常态。但此时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择要而言,国家对社会生活全面介入和行政控制的政策,发生了质变。形成于分裂动乱年代的国家土地制度——均田制彻底崩溃,在此基础上依靠行政手段建立的租庸调税收制度、军事方面的府兵制度,纷纷瓦解。国家在财政税收上越来越依赖于市场,兵丁依赖于招募,不得不减少对社会生活的人为管制,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的政策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即由以往基于政治考虑的严格、静态管制,向顺应社会发展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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