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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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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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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三》。）士族受人尊敬，本来就在于文化，科举兴盛，更强调文化，以文化维持家族不坠，以科举光大门第，社会发展到此阶段，门第和科举形成内在的文化统一性，门第本身就包含文化高尚的意义。而要保持文化地位，就必须居住于文化资源集中的城市。因此，本期士族向城市的迁徙，文化的因素日益突出，越来越重要。
其具体而醒目的表现，是士族向政治、文化资源中心地的两京高度集中。随着文化因素比重增高和社会进一步繁荣，发展与生活条件良好的城市越来越多，士族迁徙的目的地就不像政治性移民那样高度集中于两京，而具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各个家族根据自身的实力与条件，也向两京以外的区域中心城市迁徙，且在不断增多。这是“安史之乱”后另一个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倾向。这里仅考察士族向江南城市的迁徙。
唐朝中叶以降，北方士族自愿南迁的情况已经屡见不鲜。最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南方开发日渐成熟，经济发达，特别是南方城市蓬勃兴起。“安史之乱”以后，江南成为唐朝财政重心所在，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注：《新唐书》卷165《权德舆传》。）高级官员在朝执掌枢要，出朝则到江南任职，故江南备受重视，政治地位大为提高。其次是北方藩镇林立，河北阳奉阴违，桀骜不驯，政局不稳。故迁居江南者，越来越多。
赵郡李绅，《旧唐书》卷123本传记载：“润州无锡人。本山东著姓……父晤，历金坛、乌程、晋陵三县令，因家无锡……（绅）元和初，登进士第，释褐国子助教，非其好也。东归金陵。”
李逊，《旧唐书》卷155本传记载：“父震，雅州别驾。世寓于荆州之石首……逊幼孤，寓居江陵。与其弟建，皆安贫苦，易衣并食，讲习不倦。”其子李景业，24岁中进士第，任秘书省校书郎、随江西观察使裴谊任观察判官、大理评事、团练判官等职，后任池州刺史。会昌五年(845)卒于宣城。（注：杜牧：《樊川文集》卷8《唐故处州刺史李君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这是典型的因任官而迁徙的例子，李绅的父亲到江南当县令，把家都搬到江南，籍贯也改成“润州无锡”。李逊的情况大同小异，到了第二代以后，都不愿再回北方。
北方士族到南方来，与当地士族通婚，更彻底南方化。如陇西李戡，其父李嶝任婺州浦阳尉，娶吴兴沈氏。李戡曾举进士，耻不肯试，归晋陵阳羡里。文宗朝任平卢节度使王彦威巡官，后死于洛阳。值得注意的是他死后归葬于常州义兴县，显然早已把江南视同本籍地。（注：《樊川文集》卷9《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南方城市繁荣，文化环境也不错，和北方藩镇割据、社会动荡不安相比，南方更多一些宁静，故北方士人喜欢到南方研求学问，耕读讲学者，不乏其例：
《旧唐书》卷163本传：隋末河东大儒王通的五世孙王质，“少负志操，以家世官卑，思立名于世，以大其门。寓居寿春，躬耕以养母。专以讲学为事，门人受业者大集其门。”
《旧唐书》卷155本传：窦群，“扶风平陵人……群兄常、牟，弟ｇǒｎｇ＠(30)，皆登进士第，唯群独为处士，隐居毗陵，以节操闻……兄常字中行，大历十四年登进士第，居广陵之柳杨。结庐种树，不求苟进，以讲学著书为事。”
良好的文化环境，让迁居南方的士族照样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到科场博取功名。《旧唐书》卷177《杨收传》载，弘农杨遗直，“家世为儒，遗直客于苏州，讲学为事，因家于吴。”有子四人：发、假、收、严，均为进士出身。《新唐书》卷182本传，赵郡李珏，“其先出赵郡，客居淮阴。幼孤，事母以孝闻。甫冠，举明经……更举进士高第。”
江南富庶，容易安身立业。《新唐书》卷194本传，甄济为定州无极人，“来ｚｈèｎ＠(32)辟为陕西襄阳参谋，拜礼部员外郎。宜城楚昭王庙ｒｕáｎ＠(31)地广九十亩，济立墅其左……（其子逢）幼而孤，及长，耕宜城野，自力读书，不谒州县。岁饥，节用以给亲里；大穰，则振其余与乡党贫狭者。”
前已述及，士族移居城市后，更多依赖于在城市获得的收入。中晚唐时代，官员的俸禄发生不少变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地方官的实际收入高于朝官，江南地区，地方官收入颇丰。薛放任礼部尚书，职位不可谓不高，却因家族聚居，“孤孀百口，家贫每不给赡，常苦俸薄。放因召对，恳求外任。（注：《旧唐书》卷155《薛戎附薛放传》。）北方出身的朝官请求到南方任职并非个别现象，再举一例：《旧唐书》卷136本传，右补阙、侍御史、刑部吏部员外郎卢迈，“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江介，属蝗虫岁饥，恳求江南上佐，由是授滁州刺史。”
从以上事例中可以看到一个新的趋势，那就是士族向城市的迁徙迅速向南方拓展。这里考察的是“安史之乱”以后的情况，因此这些迁徙并非出于逃避战火的暂时现象。更重要的是促成迁徙的原因，更多是非政治性的，同以往有着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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