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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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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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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管理转变。因此，许多人为设定的框框被打破，经济多样化发展，城市日益繁荣，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变迁。
在文化方面，国家的科举政策也有了许多新变化。从原则上说，是对更广阔的地域和更多的社会阶层开放。首先，在程序上，以前必须于本贯投牒取解，现在取解不再受籍贯的限制，例如京兆、同、华地区举送者及第的可能性大，士子就会更多到这些地区取解；如果在某地不能取解，他们还可到另一地取解。（注：参阅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3章。）其次，对参加科举人员出身限制方面颇有放宽，原来不得预于士伍的工商子弟和胥吏可以参加科举，选拔的区域也由北方扩大到南方（注：参阅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章，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13章。），选拔的对象和空间都大有扩展，地域与阶层的界限在相当程度上被打破了。与此相反，开元年间颁布《循资格》以后，流外入流和门荫的限制更趋严格，科举及第基本上成为任官所必须具有的资格。这些措施都进一步促进士族向京畿与中心城市迁移集中。
前已述及，居住于两京者，在科举方面颇占优势。《唐摭言》卷2“京兆府解送”条说，京兆府解送贡士，基本都以高第录取；“争解元”条又说：“同、华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而且，京兆与同、华州贡士名额也比其他州多得多，会昌五年(845)，规定各地选送举子名额，京师国子监数量多，且不论，东监、同、华州及河中府所送进士不超过三十人，明经不超过五十人；其他道选送者，进士最多不过十五人，明经二十人；最少的如金汝、严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地，进士不得超过七人，明经十人。两京与同、华地区的优势一目了然。更有甚者，在及第者心目中，必须是两京及第才有荣誉可言。隋唐先后于长安和洛阳设立东、西监，《唐摭言》卷1《两监》说：
开元已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李肇舍人撰《国史补》亦云：天宝中，袁咸用、刘长卿分为朋头，是时常重两监，尔后物态浇漓，稔于世禄，以京兆为荣美，同、华为利市，莫不去实务华，弃本逐末。故天宝二十载，敕天下举人不得言乡贡，皆须补国子及郡学生。
学校生本来就享受国家的照顾，《新唐书》卷51《食货志》记载：
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籍者，皆免课役。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士人向两京为代表的中心城市迁徙，更是大潮滚滚。
前述弘农杨於陵进士及第后，入京任高官，定居于长安新昌里（注：《唐两京城坊考》卷3记载：“（西京）新昌坊。尚书左仆射致仕杨於陵宅。”）。其子杨嗣复，进士及第，文宗朝任宰相；三子杨绍复，登弘辞科。“大中后，杨氏诸子登进士第者十人：嗣复子授、技、拭、ｈｕī＠(25)，绍复子擢、拯、据、揆，师复子拙、振等。”（注：《旧唐书》卷164《杨於陵传》。）如此骄人的成绩，无疑与其居住在京城密切相关。
下面再看几个士族迁徙的例子。
博陵崔氏 崔损，《旧唐书》卷136本传记载：“博陵人。高祖行功已后，名位卑替。损大历末进士擢第，又登博学宏词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再授咸阳尉。”贞元十二年(796)任宰相，家居长安。其家族再兴，有赖于崔损科第仕宦。
崔元略，《新唐书》卷160本传载其举进士，历任京兆尹、户部尚书等职。其子铉，登进士第，“会昌三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铉府第在长安通义坊（注：《唐两京城坊考》卷4记载：“（西京）通义坊。荆南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魏国公崔铉宅。”），其子沆，“登进士第，官至员外郎，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元略弟元受、元式、元儒，皆举进士第。”元式，曾在宣宗朝任宰相。元受“子钧、ｘíｎｇ＠(26)、铢相继登进士第，辟诸侯府。”（注：《旧唐书》卷163《崔元略传》。）
崔弘礼，《旧唐书》卷163本传载其进士及第，历仕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曾任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左仆射等职。大和四年(830)十二月卒，葬于东都（注：《唐故东都留守检校尚书左仆射赠司空崔公墓志》记载：“公讳弘礼……即以大和五年四月己巳二十八日丙申葬于东都洛阳县郭村北邙原，ｆù＠(18)于先茔也。”（收录于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可知已迁移至洛阳。
清河崔氏 崔群，《旧唐书》卷159本传记载：“十九登进士第，又制策登科，授秘书省校书郎，累迁右补阙。”宪宗朝官至宰相，定居于长安新昌坊，家庙设于崇业坊（注：《唐两京城坊考》卷3记载：“（西京）新昌坊。检校左仆射、兼吏部尚书崔群宅。”卷4记载：“（西京）崇业坊。检校左仆射、兼吏部尚书崔群家庙。”）。
崔ｂīｎ＠(27)，据《旧唐书》卷163本传记载：崔ｂīｎ＠(27)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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