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就是应该如何理解《史记·商君列传》所说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賊，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问题。笔者认为，由于商鞅变法所造就的秦国，实质上是一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军国主义国家，因此他之取得这样的成效也就无足为怪了。不过，所谓“家给人足”，也只是相对而言，它是通过“刑”、“赏”等强制手段来达到的。

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同被称为法家人物，为什么管仲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却是另一番形象?

关于管仲的经济思想，前面已经有所论列，这里不再重复。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里着重谈一下司马迁对管仲在齐国为政情况的看法。《史记·管晏列传》说：“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这段话要言不烦，对管仲做了全面的肯定性评价。这说明，管仲任政相齐所有作为，都能得到司马迁的赞赏和认同。另外，司马迁将管仲与晏婴合传，作为七十列传的第二篇，也决不是偶然的行为。这诚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尽管管仲与晏婴的个人风格很不相同，但他们作为齐相，却都得到了司马迁极高的尊崇。司马迁在传末的论赞中说：“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又说：“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司马迁对管、晏二人的褒美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了。值得注意的是，同为法家人物，为什么司马迁对管仲的态度与对商鞅、韩非乃至李斯、晁错的态度竟有着如此大的区别?这里的关键还是在于他们之间经济思想的差异。从管仲的经济思想到管仲的政治措施，都带有一种民本主义的倾向，他的富国强兵是以这种民本主义为基础的，因此他所走的，是一条近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富裕的道路。虽然司马迁与管仲在经济政策的见解上差别极大，但是从总体上看，二人的认同之处还是很多的。而商鞅、韩非乃至李斯、晁错则不然，他们时刻不忘站在最高统治者的立场上看问题，其一切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措施，都是为了最高统治者一人服务的。他们间或也曾想到过编户之民，但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最高统治者一人。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思想和做法，才很难得到司马迁的赞赏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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