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孝公薨，惠王立，以此(指欺故友魏将公子卬事一一笔者按)疑公孙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孙鞅以其私属与母归魏，裹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叩也，吾无道知君”。同时，《淮南子·泰族篇》也说：“商鞅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史记·商君列传》则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而《战国策·秦策一》说得更甚：“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按照上古人的语言习惯，所谓“秦人”，有全体秦国人的意思，这里是应该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部分人在内的。甚至与商鞅同道的所谓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也不得不在《韩非子·和氏篇》中实事求是地说：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十)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秦行商君法而富强。……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由此人们不难联想到，《史记·商君列传》用很大篇幅记载赵良见商鞅时的谈话，并非出于无因，它其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了司马迁本人的看法。赵良谈话的最后部分说：

《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子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泰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泰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赵良之所以能将商鞅的下场说得如此真切，恐怕还是鉴于当时的世道人心；而当时的世道人心之所向，则与商鞅的个人品格和推行变法的方式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并不能说，赵良的谈话只代表旧奴隶主贵族的利益，而不代表秦国普通百姓的利益。事实上，赵良的谈话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篇末论赞中所说的“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还是有充分根据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有关经济思想的问题上来．

    商鞅变化的要点既然是“农”、“战”二字，那么“重粟”就必然成为他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商君书·去强篇》说：“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还说：“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但是《商君书·说民篇》却又说：“王者国不蓄力，家不

积粟。国不蓄力，不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对照这两段话不难看出，商鞅一方面主张重农贵粟，主张可以用粟来买爵捐官；另一方面却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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