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他甚至认为“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与此相表里，他的另一看法是：“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孟子·告子下》)于是，孟子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与此相类似，他的另一个结论则是：“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摒绝富利而只谈仁义，是孟子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虽然孟子的其它言论也有与此相抵牾的地方，而且事实上他自己并不全然如此；然而他把“义”、“利”关系绝对化的做法，却无形中为后世“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说教大开了方便之门。孟子的经济思想，就其基本的方面而言，可以说正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反面参照系。

在儒家的经济思想中，真正与司马迁比较接近的是荀子。司马迁的“欲望论”可能即有所承于荀子。《荀子·礼论篇》就提出了“人生而有欲”的观念。《荀子·王霸篇》说：“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可免者也。”《荀子·性恶篇》又说：“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荀子不仅认为“人生而有欲”，而且认为这种欲望是“穷年累世而不知足”的。《荀子·荣辱篇》说：“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而不知足者，是人之情也。”荀子对欲望的这种看法，是与司马迁颇为相近的。

在义、利观上，司马迁没有什么明确的论述，只说过“本富为止，末富次之，奸富为下”的话。(所谓“本富”，就是指由农牧业而致富；所谓“末富”，就是指由工商业致富；所谓“奸富”，就是指由“危身取给”而致富。所谓“危身取给”，就是指“劫人作奸”、“掘冢铸币”、“舞文弄法”、“刻章伪书”等。)而荀子在义、利观上则较之孔、孟更加倾向利的方面，《荀子·大略篇》说：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