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论列,说:
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畜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榆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司马迁的这种观点,不能不说是一种辩证发展的历史观,是他“见盛观衰,原始察终”的史学思想在经济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循此下来,就产生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最辉煌的部分,这就是他的“素封论”。
司马迁的“素封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司马迁“素封论”的基础是他的这样一种认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他认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就是说,由于财富,编户之民可以成为素封的侯王;而侯王失势,也会出现“客无所之”的局面。因此,他才说:“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虚言也。”有些论者认为,他在《游侠列传》里借鄙人之口所说的“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以及引用《庄子·箧篇》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都是愤激之语。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却是司马迁道出了财富对仁义的决定作用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正因为他能认识并道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所以他才能比封建时代的任何一个史学家都更加接近真理的边缘。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司马迁才主张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发展,而反对过多的行政干预;才对国家的经济政策形成了“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看法。(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系引自《货殖列传》)。
在表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方面,《平准书》可以说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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