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周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韩非的这种“自为心论”,把他的老师荀卿的“性恶论”发展到了极端,变成了一种冷酷的利己主义哲学。韩非把这种“自为心论”运用到一切经济的与非经济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去,就形成了他在政治上的人民为国家、国家为一人(国君)的极端专制主义思想,以及在经济上的只求富国不求富民的思想。韩非的这种经济思想,是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截然对立的。尽管司马迁认为人们对富利的追求有不可阻挡之势,却并不鼓吹韩非的那种冷酷的利己主义哲学。司马迁所阐发的“欲望论”乃至“富利论”,都带有既包括统治者也包括被统治者的全民性质,这即使与包括管仲和荀卿在内的所有先秦诸子相比。也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韩非的经济思想又恰恰成了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另一个反面参照系。
在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作了上述梳理之后,我们便可以来谈谈他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了。
中国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三次重要的政治革新:一次是商鞅变法,一次是王安石变法,一次则是近代的康梁变法。这三次变法,只有商鞅变发生在司马迁生活的年代之前,因此我们便以商鞅变法为例,来探讨一下司马迁的态度与评价。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从司马迁自述《商君列传》的作意上看,关键是“强霸孝公”这四个字。商鞅适秦,先后曾两次变法,所围绕的,也都是这四个字。而且与之相陪衬,在《商君列传》的开篇,司马迁还特地记述了其以帝王之术进说孝公的情节。蒋礼鸿先生认为:“以帝王进说,此传者矫妄之辞,太史公采人《列传》,失审谛矣。[3]但是笔者认为,司马迁如此写法,还是有他自己的用意。因为就商鞅方面而言,其事未必不可有,且正是其“挟持浮说”而“非其质”的地方;就孝公方面而言,则正是商鞅用坚其志以行霸道的方法,或可谓欲擒之,故纵之。
《史记·商君列传》正面叙及变法的是这样两段话。
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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