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思想的总体上看,荀子的这种义、利观是应该能够被司马迁所认同的。不过,司马迁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一种客观的全民意识,而荀子则时时刻刻地不忘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这就是两个人的大不同处。
道家的经济思想以老子为代表。老子的经济思想主要是他的“无为论”。“无为论”既是他社会政治思想的最高原则,也是他经济思想的最高原则。老子认为“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要以无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的目的。司马迁关于经济政策的思想,其根源可能即本之于此。
法家的经济思想以管仲和韩非为代表,管仲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自利论”,他运用“自利论”来解释人的社会经济活动。《管子·禁藏篇》说:
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荚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管仲的这种“自利论”,与司马迁的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是一脉相承的。由这种“自利论”,管仲引出了“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管子·五辅篇》);“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篇》);“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管子·小向篇》)等治国方略,同时也引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伦理思想。管仲的这些经济思想,可以说最与司马迁相通,甚而至于可以说,它或者就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主要来源。但是,唯有在经济政策的认识上,管仲与司马迁却极不相同。司马迁主张放任的“因之”政策,管仲却主张全面的行政干预;管仲的“轻重”理论,就是一种全面干预的理论。
韩非的经济思想核心是他的“自为心论”。虽然韩非与管仲同称法家,但二人的经济思想却差别很大。《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三》载其论曰:
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已也。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耘者。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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