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的政治革新，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其中在财政方面的目标，也几乎都是“民不益赋而国用足”。这一点，无论是商鞅变法，桑弘羊理财，还是刘晏理财，王安石变法，都一个样。然而，既然“民不益赋”，那么“国用”何从而“足”?这自然就要靠“与民争利”。因为国家要增加财源，舍去给民加赋，就只剩下“与民争利”了，几乎没有第三条道路好走。而从“与民争利”的角度来说，基本上是不分阶级、阶层，也不分贫富的。过去那种认为某朝代某人变法代表的是某阶级利益的说法，大致是靠不住的。即如通常所说的商鞅变法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王安石变法代表的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也是如此。至如康梁变法，因为它涉及建立限制皇权的君主立宪制度，因而带有某种资产阶级性质，则就应当另作别论了。这里面，管仲的因民心而利导之、富上而足下的治国方略，在法家人物中，就带有极大的特殊性。他作为二千五百年前的一位政治革新者所取得的成就，即使从整个封建社会来说，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以上笔者论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并联系比较了以法家商鞅为代表的政治革新家的经济思想及其革新措施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差距，从而探讨了司马迁在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中褒里有贬的原因；同时提出了管仲这个例外的情况。在论述的过程中，笔者还对过去史学界不恰当地运用阶级分析法分析变法事件的做法提出了疑议。在所有这些论述当中，可能会存在不少偏颇和疏漏的地方，笔者企望徐先生并海内学者予以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 徐朔方．史汉论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10．
[2] 诸子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54。
[3]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叙[M]．北京：中华书局1986、1.
[4]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Brief Study on Sima Qian' s Economic Thought and Its Origin
<< 上一页 [11] [12] [1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