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作者曾对木市作过勘察，发现了大面积的砖瓦堆积层，有的地方竟然厚达2米，由此可以遥想当年大市的繁荣程度[3]。
洛阳城南宣阳门外永桥之南，设有四通市，民间称为永桥市，它的繁华程度不减大市。在这个市场的周围，分布着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馆和归正、归德、慕化、慕义四里．分别居住着南朝、北、东、西四边的归附者，从西域来的胡商也集中居住在这里。这就决定了四通市实际上是一个国际贸易市场，不少商胡估客均在此进行各种交易，史载“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朝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此市又近伊水和洛水，水产丰富，“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由于鱼味鲜美，故其价昂贵，有“洛鲤伊鲂，贵于牛羊”之谚[4]。此外，南朝归附者的饮食习惯是“食鱼与稻，渴饮茗汁”，在其集中居住的归正里中，他们还“自立巷市，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时人谓之鱼鳖市”[5]。
这种按照围市而居的居民职业及其消费习惯设立市场的方式，既使市场有了固定的经营者和购买者，人气旺盛，也使得购销两旺，商品适销对路，效益良好。这种商业意识，在当时可谓是比较超前、比较先进的。但洛阳城的市场建设，依然总体遵循中国传统城市坊市分离的基本布局来建设的，城市规整而沉闷，不像建康那样充满活力，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南北商业发展的水平高低。
一、 地区市场和乡村市场的建设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各地政治经济中心的州郡或督府所在，也都普遍设有市场，并富有地方特色，成为各地的商贸中心。晋陶潜《搜神后记》卷十载：“晋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宝戍邾城。有一军人于武昌市见人卖一白龟子。”驻守邾城的军人，常常离开驻地到武昌市来采购，可见地区性中心市场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地区性中心市场在各地基本上都已建立起来，南方地区如：《宋书》卷一百《自序》言：沈邵“出为钟离太守，郡先无市，时江夏王义恭为南兖州，启太祖(宋文帝)置立焉。”《南齐书》卷五十五《孝义传》载：“会稽人陈氏有三女，无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耄无所知，父笃癃病。母不安其室。值岁饥，三女相率于西湖采菱莼，更日至市货卖，未尝亏怠。”《梁书》卷十一《吕僧珍传》载其为南兖州刺史，“从父兄子先以贩葱为业，僧珍既至，乃弃业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国重恩，无以报效，汝等自有常分，岂可妄求叨越，但当速反葱肆耳。’”《梁》卷三十三《王僧孺传》载：“僧孺幼贫，其母鬻纱布以自业。尝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卤簿，驱迫沟中。”北方地区如《魏书》卷五二《赵柔传》载：赵柔为河内太守，有人送给他犁铧数百枚，“柔与子善明鬻之于市”。这些资料说明，作为都市和广大乡村联系的枢纽，各地的地区性中心市场商贸活动频繁，影响越来越大。正由于此，才有人以市场为模型，制作了玩具供人玩乐。晋陶潜《搜神后记》卷二载“太兴中，衡阳区纯作鼠市，四方丈佘，开四门，门有一木人。纵四五鼠于中，欲出门，木人辄以手推之。”这种为人们乐于参与的游戏的出现，正说明了市场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事物，也反映了市场交换在人们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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