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发展程度较高的大城市，市场建设比较完备。在六朝首都建康的城市建设中，依然实行坊市制，坊是居民居住、生活的地区，市则是进行商业活动的主要场所。但建康城内的市场建设，已突破了旧制度的限制，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首先，市场的设立已不完全严格按照传统的“面朝后市”的格局，被固定在城市的某一区域当中。而是沿秦淮河排列开来，从城市的空间分割上打破了以前规整方正的格局。《景定建康志·疆域》“市镇”条中说：“吴大帝立大市在建初寺前，其市亦名大寺市。宋武帝永初中立北市，在大夏门外，归善寺前。宋又立南市，在三桥篱门外斗场村内。”作者自注曰：“此知六朝市廛多在淮水之北，冶城之东也。”这样的商业布局，改变了此前城市中只有个别固定区域为商业交易所在的做法，使商业活动的区域范围有所扩大，逐步深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其次，建康城内坊市有别的界限被打破，民居与市肆混杂在一起，《世说新浯·规箴第十》载晋元帝时“廷尉张闿在小市居，私作都门，蚤闭晚开，群小患之。”张闿立居于市，恃其权势，不遵从市场的作息规律，缩短了市场的营业时间，使在市场中经营的“小人”们怨声载道，但又无可奈何。《梁书》卷十一《吕僧珍传》亦载：吕僧珍“旧宅在市北，前有督邮廨，……姊适于氏，住在市西，小屋临路，与列肆杂处，僧珍常导从卤簿到其宅，不以为耻。”这种民居与市场混居杂处的情况，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新动向，到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两宋时期，就成为中国封建城市的基本格局。六朝建康市场建设出现的这些新情况，表明建康是当时商业水平发展最高的一座城市，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未来中国城市商品交换市场的发展方向。

    除了这些大型的正规市场外，秦淮河两岸还出现了不少专业市场，《景定建康志》中载：“又有小市、牛马市、谷市、蚬市、纱市等十所，皆边淮列肆贩卖焉。内纱市在城西北耆寺前，又有苑市在广莫门内路东，盐市在朱雀门西，今银行、花行、鸡行、镇淮桥、新桥、笪桥、清化市皆市也。”这一系列专业市场的出现及其在城市空间上的广泛分布，也是商品经济向纵深发展、内部分工越来越细的标志。这种情况在北方地区也同样出现了。

    北方地区最大的商业都市洛阳，历经战乱，几衰几兴，北魏时经孝文帝的大力经营，又成为北方地区的商业中心。北魏统治者对洛阳城中

的市场设置。颇费了一番心思，所有的市场，基本上都分布在城东、南、西部人烟稠密的居民区中，并根据居民的身份及其消费特点，设置各类专业市场，以便就近地为居民服务，并使市场保持稳定和繁荣。

    在鲜卑贵族集中居住的洛阳城西郭，“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大市之东，为“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大市之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大市之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酒为业”；大市之北，是“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车为事”；另外，“别有准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2]。大市之内，布满店肆。商品众多，市场十分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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