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市场在县级以下城市中的发展，受时代

的限制，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县级小城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定期集会的集市形式。《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一》载江水“又迳东望峡，东历平都，……县有市肆，四日一会。”同卷又载：“江水又右迳夜清，而东历朝阳道口，有县治，治下有市，十日一会”；“江水又东，左迳新市里南。常璩曰：巴旧立市于江上，今新市里是也。”[6]上述史料，告诉我们，在县级城市中，集市大多设在水边交通方便之处，以定期集会的集市形式为主，所谓“四日一会”、“十日一会”，正是指的市场的定期开放。

    在县以下的乡村中，则连这种定期集市的形式也尚未出现，有的只是不定期的“草市”或“虚”市。如在建康城的边缘地带，就有“草市”之置，《南齐书》卷十九《五行志》载：建武四年(497年)，“王晏出至草市，马惊走，鼓步从车而归，十余日，晏诛。”同书卷五十《明帝七王传》载永元三年(501年)“京邑骚乱，(萧)宝夤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门闭，城上人射之，众弃宝夤逃走。宝夤逃亡三日，戎服诣草市尉。”淮河岸边的寿春(今安徽寿县)，是南北互市交易的集散地，《水经注》卷三十二《肥水》载：肥水经过寿春县，“北入于淮。……肥水左渎，又西石桥门北，亦曰草市门外。”[7]从这些史料可知，草市在南朝时是确实存在的，但其如何运作，则不甚清楚。至于虚市，则有一条相对清楚的材料，南朝宋沈怀远在《南越志》中说：“越之市为虚，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表皆然。”[8]虚市在南方乡村中普遍存在，在村落的广场上，或预先约定客商来此交易，或用文娱活动招徕客商，是乡村中盛大的赶集活动。但其为不定期举行，也是十分清楚的。

    草市和虚市的出现，是商品经济深入到农村的反映。除了这些市场之外，乡村中还有不少走村串巷的商贩，他们把商品直接送至了农民的家门口。史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三吴一带，“人竞商贩，不为田业[9]。《梁书》卷三十八《贺琛传》言山阴人贺琛“家贫，常往还诸暨，贩粟以自给。”《南史》卷七十七《恩幸传》载吴郡人陆验“少而贫苦，落魄无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验倾身事之。吉卿贷以钱米，验借以商贩，遂致千金。”这些小商贩游走乡村，为农民提供了便利。《宋书》卷九一《孝义传》载会稽永兴郭原平，为人佣作，以获得的工钱维生，“受直归家，于里中买籴，然后举爨”。《南齐书》卷五五《孝义传》亦载永兴县在“元徽末，大雪，商旅断[行]，村里比屋饥饿”。商贩不来，全村竟然全体陷入饥荒之中，可见三吴地区的乡村对商贸的依赖程度。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上而下的市场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在大都市中，市场发育最为充分，不仅出现了有一定规模的市场，还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专业市场，使之成为全国性的商贸中心。在各个地区，则建立起了地区性中心市场，成为市场体系中上下联结的枢纽。在县城以下的广大乡村地区，市场发育最不成熟，只有临时的，不固定的集市等，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商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是十分显著的，不论是在大都市，还是在地区性中心市场，特别是在广大的乡村市场中，南方地区都远远地超过北方地区。代表了当时商业发展的最高水平。举例来说，当时南北互市贸易比较兴盛，由于北方商品经济不如南方发达，商品种类也不如南方齐全，北方官员往往利用出使的机会在建康市场上大量采购物品。史载东魏武定年间，李绘为“聘梁使主”，随他出使的“前后行人，皆通启求市，绘独守清高，梁人重其廉洁”[10]。北齐年间，封孝琰使陈，魏收“牒令其门客俱行，遇昆仑舶至，得奇货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数十件”⑾。昆仑舶来自南洋诸岛或印度半岛南部，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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