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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吴国国有土地租佃关系制度化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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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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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的米布钱都有权缴纳本物，也有权折纳。简文中大量出现的“准入米”三字，便是将布或钱折成米缴纳的记录。嘉禾四年更有折纳的统一标准：1斗米=2尺布=160钱。嘉禾五年略有浮动，一般一斗米折成1．6至1．66尺布之间，少数可折1．84尺布，低时为1．4l尺布。钱折米的浮动更大，低时一斗米折钱50，高时达150，竟有三倍的差距，③为什么如此，原因不明。很可能和年景有关，因为米折钱时，价格便宜多了。由于布和钱，特别是钱在亩租额中所占的比例极小，因此对不同类型的土地亩租额影响不大，基本上还是统一的。
上述一切表明在吴国，国有土地出租已经基本上制度化了，标志我国封建时代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关系已日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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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拙文《〈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诸吏》(《文史哲》2001年第1期)。收入本书。
② 亩租额均据《田家莂》中《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解题》和《嘉禾五年吏民田家莂解题》。
③ 折纳情况也据两《解题》。
一、吴国国有土地上租佃关系发达和制度化原因浅说
吴国零星国有土地上租佃关系基本制度化并非偶然出现，是有其历史渊源的。西汉时期，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确立之际，“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成为普遍情况时，国有土地的配置方式受其制约和影响，租佃关系也日益发展起来。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的诏令说：“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颜师古诠释说：“租挈，收田租之约令也。”①表明了租佃国有土地，是立有契约的。虽然史籍中既没有留下两汉的租佃契约，迄今的考古中也没有发现，但《田家莂》继承和发展了两汉国有土地上租佃关系应是没有疑义的。绝无疑问，国有土地上租佃关系走向成熟，与地主土地上的租佃关系成熟密不可分。但若要制度化，却只有在国有土地上才能出现。因为只有封建政府才具备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才能以“书”的形式，也即以法令的形式给予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地主虽有“典计”之类的管家主持其土地财产的经营，各地的情况却千差万别，各个地主的随意性也较大，要他们整齐划一是不可能的。对于中小地主，就更难做到。不过，国有土地上租佃关系的成熟和制度化，毕竟也会影响地主对其土地的经营配置，促使其土地上的租佃关系进一步发展。
吴国国有土地上租佃关系发达，成熟并基本制度化，除了历史渊源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现实经济状况使然。
汉末军阀混战的主战场虽然在中原，但在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内部，荆、扬两地要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单就人口骤减便可以看到军阀混战给长江中下游带来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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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9《沟洫志》。
灾难。东汉全盛时期，据《后汉书·郡国志》，荆、扬两地已超过了千万人。但直到吴国灭亡前后，包括交广在内，其境内人口却只有“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或者是“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①这些都是在籍人口，不包括非在籍者。就后一个统计数字而言，兵和吏似乎只指服役者本人，不包括其家属。但无论哪一个数字都不能否认人口骤减的事实。荆、扬两地比较，鉴于荆州一度是曹、刘、孙三家争夺的焦点，受到的破坏更大。沈约就说：“自汉氏以来，民户凋耗，荆、楚四战之地，五达之郊，井邑残亡，万不余一也”。②经过近80余年的休养生息，尚且如此，汉末战乱方休时更可意知。也就是说，吴国初期，同样面临着恢复经济、控制劳动力、增加劳动人手、改善财政收支等类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推进零星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关系，应是其中措施之一。因为这可以起到稳定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经济地位，改善财政收入之类的作用。这里，简单地算一笔账便可明白了。粗略统计，嘉禾四年是大灾年，但二年常限田中定收田仍有5113亩，以每亩1．2斛租米计算，便达6千1百余斛；余力田中定收田是1007亩，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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