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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吴国国有土地租佃关系制度化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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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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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的猜测；如果国有土地的出租由县乡两级管理这一论断可以成立的话，田家莂就应有三分，一分呈县，一分存乡，一分由租佃者作为凭证。
这种重视和严格还表现在出租土地的面积不是以亩为单位，是以步为单位，而且步竟然是个位数，不是十位数。如5·1简，“三州丘男子唐端，佃田廿町，凡廿八亩七步”(P166)。5·464简，“弦丘男子潘司，佃田十町……其廿六亩廿五步旱田不收布”(P218)。5·468简，“弦丘男子潘璋，佃田十町，凡廿四亩九十九步”(P218)。5·691简，“寇丘男子蔡务，佃田二町，凡十亩卌一步……定收五亩卌一步”(P244)。5·943简，“弹*[渔字下横改乂]丘男子黄张，佃田二町，凡十二亩一百六十四步……其四亩卌九步旱不收”(P272)。5·1118简，“其十亩百九步旱败不收布”(P291)等等。至于以十步为计数单位的就更加举不胜举了。与此相应，地租中米的单位精确到“合”，总账中竟精确到“合”以下；布的单位精确到“分”。真可谓寸土必争，锱铢必较了。对于租佃者来说，固然可以认为公平合理；对于具体工作的吏来说，也可认为是认真负责；但就封建政府而言，也未免过于刻薄寡恩，无怪当权的一些名臣要一再上谏说吴国的赋役过重了。不过，这确实反映了封建政府对这笔收入重视的程度。
封建政府是如此，对于吏民来说，同样也有租佃一些土地改善和维护其经济地位的需要。我国封建社会是建基在农民个体生产的基础上的，但在封建社会形成之际，李悝就对自耕小农的收支作了一个大致的描述：“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在地主土地所有制行将确立之际，晁错又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尚复被水旱之灾，急征暴(虐)[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①照李悝的计算，自耕农每年大约有10％的亏损。至于晁错的说法，就更严重了。其实这不仅是战国至秦汉间自耕农的状况，应是我国封建社会，直至近代自耕农的真实写照，所以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感叹流遍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吴国当然也没有例外。骆统就说：“今强敌未殄，海内未乂，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征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小民……生则困苦无有温饱，死则委弃骸骨不反……每有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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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
羸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百姓虚竭，嗷然愁扰。”①显然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想维持其经济地位，十分艰难竭蹶。其弥补亏损的途径，无非是男子力耕，妇女夜织，力求衣食自给，略有富裕；当佣工；搞点小手工产品；在城镇附近经营一点小买卖；发展一些适合本地的副业生产；佃种小量土地。那么，此时的吴国，具体到临湘县，那条途径较适合他们呢?
临湘作为长沙郡的郡治，是当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有市集是肯定的。据《发掘报告》，关于赋税类的简牍中便有“酒租钱”、“市租钱”、“酱贾钱”和“僦钱”之类的名称。11·4601简是“僦钱”的简牍：“郡士张口僦钱月五百，大女王汝僦钱月五百，大女郑汝僦钱月五百”(P31)。“僦钱”就是摊位钱，王汝等人在临湘市集中租借了一块地，做些小买卖，每月缴钱五百。说明临湘城里有不少小商贩。可这往往是城市贫民的求生之道。农民想在城里整月整月地做小买卖，恐怕不那么现实。副业生产和手工产品同样要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前提，因此这条路也不怎么好走。封建政府虽然规定地租中的米布钱可以折纳，但在《田家莂》中却没有发现一位将米或布折成钱缴纳的。相反，将钱折成米缴纳的却为数不少。粗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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