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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吴国国有土地租佃关系制度化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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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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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亩0．456斛计，便达5百余斛，两项相加，达6千6百余斛。该年封建政府平均从每个租佃户中多搜刮米8．5斛左右。吴国赋役中的田租是按户缴纳还是按亩缴纳，现在不清楚。曹魏是亩缴4升，8．5斛就相当于曹魏有田百亩的农户所缴纳田租的一倍多了。何况他们在缴纳地租后，田租仍是一粒也少不得的呢。嘉禾五年年景比去年较好，二年常限田中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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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14《地理志》，《三国志·吴书》卷3《孙皓传》注引《晋阳秋》。
② 《宋书》卷54“史论”。联系前后文及历史过程，沈约所言似乎主要指永嘉之乱以来。但“自汉氏以来”，又包括汉末军阀混战，也是甚为明确的。
田达17954亩，收租米21544斛左右；余力田中定收田795亩，收租米3百斛左右。①两者相加，便达2万2千余斛左右，封建政府平均从每个租佃户中多榨取了米17．5斛。相当于曹魏有田百亩的农户的田租数倍了。这还是只算租米，布和钱尚未计算在内。推而广之，便将是相当惊人的一笔收入，很可能会超过正常赋税中田租收入的总量。只要事及财政，封建政府就必然会给予高度的重视，一笔笔一项项都必须开列清楚，不允许有丝毫的疏忽。请看《长沙走马楼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中披露的J22·2499简：
州中仓吏郭勋、马钦、张曼、周栋，起正月廿三日，讫廿六日，受杂米三百卌八斛五斗八升。其十七斛九斗税米，其廿一斛五斗二升租米，其廿二斛五斗余力租米，其二百卅二斛一斗一升八亿钱米，其三斛五斗金民限米，其十二斛私学限米，其三斛四升佃吏限米，其廿斛三斗五升田亩布米，其十五斛七斗田亩钱米。正月廿六日，仓吏潘虑白(P31-32)。
为避免各级官吏上下其手，贪污中饱，要求开列承租人的地址、姓名、身份、承租数量、承租土地类别、早熟、亩租额、缴纳地租的数量、收租人、收租时间、收租数量，并且必须校核等类作出一些规定，将国有土地上租佃关系推向制度化，对封建政府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无非是发布几条律令而已。这种对其有利无弊的举措，何乐而不为。
正由于这项收入事关财政，所以封建政府对出租国有土地的管理相当重视和严格。这里《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中开头的几条简值得注意，现抄录如下：
4·1简：
南乡谨列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顷亩旱熟收米钱布付
授吏姓名年月都莂
4．2简：
环*[环字外加口]乐二乡谨列嘉禾四年吏民田家别莂如牒
4．3简：
东*[东字外加口]乡谨列四年吏民田家别莂
4．4简：
口口谨嘉禾吏民田顷亩收钱布萆如牒(整理者注：．
“谨嘉”二字之间右侧似有一字残痕，不能识别。)(以上四
简均见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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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田家莂)中有各户具体所缴租米数，笔者没有具体计算，故只能是约数，供参考而已。
我们知道，两汉以来，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分乡、亭、里三级，上引四简出现了南乡、环*[环字外加口]乡、乐乡和东*[东字外加口]乡四个乡，它证明国有土地的租佃管理并非由县直接进行，而是分为县、乡两级，乡才是田家莂的直接经管者。《长沙走马楼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中虽然断言田家莂是左右两券式，但又说：“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在基线深二二0厘米处发现一根长达一百六十三厘米的杉木条，其色泽、宽厚皆与大木简(笔者注：指制作《田家莂》的木简)相同，若截成大木简的话，恰好为三枚，这是否暗示着还存在其他的别券方式。”(P30)笔者在此作一个近于荒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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