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西晋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理应比曹魏还要衰落才对。但有目共睹的是，随着全国的统一，社会经济的逐步恢复，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也呈现出复苏的景象。重建的洛阳又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也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纳百万而罄三吴之资，接千年而总西蜀之用”①；“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②。洛阳城中金市、马市和阳市这三个大市已相当繁荣，其他各州郡也有市集，“都邑之内，巧伎末业，服饰奢丽，富人兼美，犹有魏之遣弊，染化日深，靡财害谷，动以万计”③。各地间商业往还日见频繁，交通线上的旅舍业相当兴盛：“方今四海会同，九服纳贡，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辐辏，客舍亦稠。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疲牛必投，乘凉近进，发槅写鞍，皆有所憩。”“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贸迁，各得其所”④。与此同时，舍本趋末，弃农从商的现象也日益严重：“农工之业多废，或逐淫利而离其事……游手多而亲农者少。”⑤所以唐长孺先生也说：“伴随着政治上的重归一统和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商品货币经济的回升表现得相当显著。”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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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26《食货志》。
② 《三国志》卷21《傅嘏传》注引《傅子》。
③ 《晋书》卷38《齐王攸传》。
④ 《晋书》卷55《潘岳传》。
⑤ 《全晋文》卷46引傅玄《上疏陈要务》。
⑥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西晋王朝崩溃后，北方成为内徙诸少数民族统治者横行的天下。虽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特别是内徙中原的少数民族，在其建立政权前已转向农业定居，但其社会发展阶段毕竟落后于汉族。最后内徙的鲜卑拓跋部转向农业定居的速度尽管不算慢，毕竟还有相当数量的部落成员过着游牧或半农半牧的生活，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均比汉族落后。更重要的是在内徙诸少数民族中并没有士庶之分，由此必然使北方士族地主的地位变易不定。直到魏孝文帝改革，士族的特权才得到保障，前引颜之推“闭门为生之具以足”的论调就是在此之后提出来的。按理来推，此时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也应该萎缩，但是历史的现实却是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同步前进。洛阳成了北方首屈一指的大都会，《洛阳伽蓝记·城西》说：
出西阳门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迴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內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內之人多酝酒为业。……市北慈孝、奉终二里。里內之人以卖棺槨为业，赁(ér)车为事。……别有准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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