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以来的民谚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①随着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发展，随着造船业的发展，已有人利用长江黄金水道，向这个民谚冲击了。《宋书·吴喜传》载，他带兵到荆州后，虽然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为了经商牟利，“又遣部下将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阳或蜀、汉、属託郡县，侵官害民，兴生求利，千端万绪。从西还，大艑小艒，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自喜以下，迨至小将，人人重载，莫不兼资”。《陈书·华皎传》载，他刺湘州后，“善营产业……粮运竹木，委输(京师)甚众”。由长沙和江陵到达建康，都将近千里之遥了。这表明长途贩运粮食此时已是有利可图，否则吴喜和华皎不会如此。正因为长途贩运粮食有利可图，所以侯景之乱时，陈宝应才会利用三吴大饥，会稽尤甚，而其家乡晋安(今福建福州)大丰收的机会，运载米粟，辗转海运，牟取暴利，结果相当理想：“大置赀产。”②

司马迁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③这是说对于贫困者而言，从事小商贩较之农业和手工生产容易解决生计，其中幸运者还可借此求富。在西汉鼎盛时期是这样，在六朝也是如此。前述在临湘县缴纳僦钱的摊贩，以及豫章等地“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的妇女，显然是些借小商贩维持生计的城市贫民。此时也有许多破产或濒临破产的农民借助商贩谋生或摆脱困境。郭世道便是其中的代表：“与人共于山阴(今浙江绍兴)市货物，误得一千钱，当时不觉，分背方悟。请其伴求以此钱追还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己钱充数送还之，钱主惊叹，以半直与世道，世道委之而去。”其子郭原平也当过小商贩，“每出市卖物，人问几钱?裁言其半，如此积时，邑人共识悉，辄加本价与之，彼此相让，欲买者稍稍减价，要使微贱，然后取值”④。《南齐书·孝义传》说会稽有陈氏三女，时逢荒年，“相率于西湖采菱莼，更日至市货卖，未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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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  《陈书》卷35《陈宝应传》。

  ③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④  《宋书》卷91《孝义·郭世道传》。

亏怠”。他如戴硕子“贩贮为业”，戴法兴未发迹时“卖葛于山阴市”①。梁朝时周石珍以贩绢为业，吕僧珍以贩葱为业，贺琛以贩粟自给等等。郭世道和郭原平之能名留正史，因为这父子俩是封建史家力图宣扬的“孝义”样版，其他人则是因发迹于当世名垂史册而追溯其往事的。其实，像郭世道父子那样借小商贩维持生计或摆脱困境的农民，在东晋南朝相当多。《隋书·食货志》说在东晋南朝有许多“浮浪人”，六朝史籍中有许多“游食”的记载，从事小商贩应是浮浪人和游食者们的一条生路。为此，“啬人去而从商”，“末业浸而流广”；“今商旅转繁，游食转众，耕夫日少，杼轴日空”；“天下荡荡，咸以弃本为事”②等论调，在史籍中可以经常看到。统治阶级高唱重本抑末，不断发出劝课农桑的诏令，也是对此而来的。这就无怪乎《隋书·食货志》说，东晋南朝“人竞商贩，不为田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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