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参见拙作《“闭门为市”释》，载《首都师范大学报》2001年第1期。

    东晋是士族的鼎盛时期，门阀政治出现了。南朝皇权虽然有所抬头，士族的势力依然不可忽视，仍可凭借门第，安流平进，坐取公卿。有些高门大族的子弟，甚至一出仕便想当宰相。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文化优势和极高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谈及庄园经济，东晋南朝应是其繁荣昌盛的阶段。事实上，持庄园经济论的学者们大都这样看，谢灵运的始宁山墅和孔灵符的永兴山墅便是其主要的论据。特别是始宁山墅，谢灵运在其《山居赋》及自注中明确地说进行着多种经营，即便常用的中草药也自己生产。其中“春秋有待，朝夕须资。既耕以饭，亦桑贸衣。艺菜当肴，采药救颓”，“供粒食与浆饮，谢工商与衡牧”更为庄园经济论者们经常引证。既然如此，东晋南朝应是本时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萎缩的典型阶段了。可历史实际恰恰与此相反。

在南北两支劳动大军的努力下，在南方少数民族人民的贡献下，东晋南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分显著，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与此同步，也有明显的发展。原来的州府重镇差不多都成为商业发达或较为发达的城市。建康是南方的政治中心，也是南方的经济中心，是商贾云集之地。《晋书·五行志》记载，元兴三年（404年）二月：

        涛水入石头。是时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胔相望。

可见进出建康的商旅非常多。《太平御览·资产部·市》引山谦之《丹阳记》说：“京师四市，建康大市，孙权所立。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258—264年)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397—401年)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同书《居处部·藩篱》引《南朝宫苑记》说，在建康东篱门附近还有一个“肇建市”。那么建康在吴国时只有大市、东市和北市三个大市场，东晋南朝时又增加了斗场和肇建市两个大市场。《南齐书·鄱阳王宝寅传》记载，在萧齐晚年一次内乱中他曾躲藏在建康南部的“草市”之中，这是自东晋以来便出现的一个小市场，直到南朝时还存在。看来东晋南朝时期，建康除了五个大市外，还有如一些“草市”那样的小市场。秦淮河两岸更是相当繁华的商业区，所以(通典·食货·杂税》说：“淮水北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直到隋初，建康的繁华仍不减往昔：“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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