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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后期五代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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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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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可以河南人杨某为代表，杨某避乱迁入宣州，在此“市田宅，筑室种树，春耕秋收”［①ｍ］，后世代定居于此。
唐末宣州因多次战争土著人口死亡很多。仅裴庆余任刺史时的一次战争，州城人民得以保全，但城外农村人口损失惨重，“无孑遗矣”［②ｍ］。因此，外来移民应在当地人口中占一定比重。
皖南有两个地方因唐末五代时北方移民集中而得以闻名。一个是池州建德（治今东至县北）的桃源。虽然“山溪源远，人迹罕到”，但在“五代之际，衣冠士族避难于此，皆获免焉”，故被称为桃源即便于躲避战乱的世外桃源［③ｍ］。另一个是歙州西南的黄墩，“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者有相与保于此，及事定留居新安，或稍散之旁郡”［④ｍ］。原居沛县（今属江苏）的朱氏，唐宗室成员李氏，都是唐末因避地而留居黄墩的北方移民［⑤ｍ］。
据明代程尚宽《新安名族志》，歙州有明确迁入时间、地点的５６姓中，２６姓系唐后期五代迁入，其中唐末迁入的又占三分之二以上。由于期间迁入的移民人数较多，歙州列表移民１１人，居江南各州前列。
在江南平原和皖南山区以南的各州，也有数量不等的北方移民。有关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市）的个案移民资料多集中在唐末五代，但在其西面的衢州却有一户名叫李涛的移民家庭在安史乱时迁入［⑥ｍ］。安史之乱时衢州的人口有了较多的增长，乾元元年（７５８年）玉山县自衢州改隶新成立的信州，但在两年后的上元元年有人却说衢州人口未见减少，而且“去岁江湖不登，兹境稍穰，故浙右流离多就遗秉，凡增万余室而不为众。”［①ｎ］在当时的情况下，涌入衢州的万余户“浙石流离”应有南方籍和北方籍两部分人。婺州在开元至元和年间乡数由１８９年增加到２００［②ｎ］，表明人口有一定的增长。既然衢州有一些北方移民，位于其东更靠近江南平原的婺州不应例外。
婺州和衢州均位于江南进入江西和福建的交通要道，难免有一些北方人民在流徙的过程中定居下来。诗人韦庄的几位兄弟便迁入婺州，韦庄为此赋诗：“回头烟树各天涯，婺女星边远寄家。”［③ｎ］宋人王淮、宗泽、王登、时德懋和柴望等人的祖先，都在唐末迁居婺州的金华、义乌、东阳与衢州的江山等县［④ｎ］。
衢州、婺州和越州一线以南的浙南、浙东诸州以及浙西山区的睦州（治今建德市东），安史之乱阶段的移民数量很少，到唐末五代才有一定数量的移民。７４３名个案移民资料中诸州有８人，除一位姚秘监可能在唐后期迁入睦州［⑤ｎ］，其他７人均在唐末五代迁入。这些移民分布在温州的平阳、瑞安，明州的四明、奉化，处州的丽水等县［⑥ｎ］。 三 移民影响
大量的北方移民涌入江南，必然要对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在五代三个江南割据政权中，吴越国王钱氏是道道地地的南方（杭州）人，政治制度的建立主要依赖本地人，文献中不易见到移民在政治中起较大作用的记载。吴国虽由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杨行密所建立，但其权臣徐温和取而代之的南唐李氏都是移民。不过，由于吴国都城在江北，这些人最早都迁入淮南，南唐建国后后裔或本人始迁到江南。
虽然帮助江南各国建国的军队主要是开国者下属的州郡兵以及其他区域武装，但北方籍军人仍是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吴国军中的北方人最多，由投降的孙儒部特别勇健者五千人组成的“黑云都”，向为冲锋陷战的劲旅［①ｏ］，骑兵也多是北方人［②ｏ］，李神福、安仁义等主要将领都来自北方。吴国建国仅仅三十余年便为南唐取代，军队人员组成并无根本变化。北方籍军人在吴越国军队中的比重显然不及吴国，但仍占一定比重。孙儒死后，“其士卒多奔浙西，钱爱其骁悍，以为中军，号武勇都”［③ｏ］，即是一个证明。
唐末天下大乱，江南也一度陷入乱局，导致战乱的主要原因便是黄巢军、秦宗权军、杨行密军等形形色色的北方和淮南武装力量的南下。而如果没有乱局，钱镠、董昌等江南地方武装力量也就不至于乘乱而起。如上所述，相当一部分移民是在北方武装力量南下时定居在各地的。因此，虽然不能将所有北方军队的南下都说成是移民南迁，但随军南下无疑是移民的一种形式，唐末江南的动乱显然与这种武装移民有关。
安史乱后，江南一些州的户口有所下降。据说常州因遭刘展之乱，“地荒人亡，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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