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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后期五代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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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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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一室”［①ｐ］；苏州因乱以及此后的饥饿、疫病，“死者暴露，亡者惰游，编版之户三耗其二，归耕之人，百无其一”［②ｐ］。这些话虽然都有较大的夸张，但反映出人口有一定的下降。此后江南诸州户口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③ｐ］。上元间移民占苏州编户的三分之一这一事实（见上）告诉我们，北方移民的大量迁入是江南人口数量迅速得到恢复的重要原因之一。
安史之乱结束以后，由于相对和平的环境和北方人口的继续迁入，江南各州的人口仍在继续增长。以苏州为例，元和户１００８０８，较天宝户７６４２１增长３２％［④ｐ］。《元郡县图志》保存的部分府州元和户数，普遍低于同书登载的开元户数和《新唐书·地理志》登载的天宝十一年户数，不过北方诸州下降幅度极大，南方诸州要低得多，少数州还有所增加。鉴于元和户数较实际人口偏低，周振鹤先生认为，应将其放大了看，即户数较天宝时大量减少的州也许减少不多，稍有减少的恐怕并未减少，没有减少的则是有所增加，显著增加的应该是大量增加［⑤ｐ］。苏州元和户较天宝户数增长约３２％，实际增长应不止于此。白居易咏苏州：“甲郡标天下，环封极海滨。版籍十万户，兵籍五千人。”［⑥ｐ］杨乘说苏州：“十万人家天堑东，管弦台榭满春风。”［⑦ｐ］此“十万户”估计是城市人口，各县的人口也应有较大的增长。由于人口众多，五代时又自苏州析置秀州（治今浙江嘉兴市）。苏州的事例无疑是江南北部移民较多之州人口增长的一个缩影。
在使用简单生产工具的状况下，劳动人口数量的多寡往往是影响地区开发进展的决定性力量。随着人口的增加，唐后期五代江南人口密集地区的农业生产开始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一方面通过开发围田或圩田、山田等方式，扩大耕地面积，另一方面通过兴修水利等方式提高粮食亩产量［①ｑ］就此意义而言，移民的迁入不仅促进江南人口密度的提高，也促进农业生产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进军。
唐代我国手工业技术仍以北方最称发达，北方工匠的南迁必然有利于南方生产技术的进步。闻名于世的歙州歙墨的生产开始于善于制墨的易水（今河北易县）人奚鼐和其弟奚鼎，二人于唐末避乱迁居歙州。奚鼎之子奚超在南唐也以造墨闻名江南，因之被南唐国王赐姓李，此后其子孙世世代代均以制墨为业［②ｑ］。越州人民原不善于丝织，在薛兼训的安排下引进大批北方织妇，她们不仅自己织出较好的产品，而且带动了当地人技术的提高，“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③ｑ］。开元时，越州主要上贡农业副主品，纺织品仅交棱白绫一种。贞元以后在这些贡品之外，“别进异文吴绫，及花皷歇单丝吴绫、吴朱纱等纤丽之物，几数十品”［④ｑ］。
人口数量的增多，农业进步和手工业技术的提高，有助于提高江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加之北方藩镇割据，唐后期政府漕粮和赋税收入主要依赖江南和淮南地区，大和年间杜牧说：“今天下以江淮（指江南和淮南）为国命”［⑤ｑ］，即是对此的扼要说明。
杜甫赋诗：“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学士亦奔波。叹彼幽栖载典籍，萧然暴露依山阿”［①ｒ］，说明文人南迁是一种普遍现象。江南是北方文人的主要迁入地之一，不少人在此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安史乱后迁到江南的北方人崔翰，“通儒书，作五字句诗，敦行孝悌，诙谐纵谑，卓诡不羁，又善饮酒，江南人士多从之游”［②ｒ］。迁入越州山区的鲁中儒士吴筠，“与诗人李白、孔巢父诗篇酬和，逍遥泉石，人多从之”［③ｒ］。“善属文，弱冠游太学，籍甚于公卿间”的北方文人殷怿迁居吴郡，“吴中士大夫得从府君游者，乡党以为荣”［④ｒ］。三人的例子充分说明，北方文人由于他们的知识和名望，深受迁居地人民的尊敬，江南文人大多愿意与之交往，地方文化风气和水平必然得到相应的提高。甚至某些文学形式水平的提高，也与这种交往有关。唐末都官员外郎、著名诗人郑谷避乱江南，南方人孙鲂从之游，“尽得其诗歌体法”［⑤ｒ］，即是一证。
自六朝以来，江南即是人文汇萃之地，全国文化较为先进的地区。经过唐后期五代的发展，水平更高，人才更多。南唐元宗甚至据此得出“自古江北文士，不及江南众多”这样的错误认识［⑥ｒ］。照时人史虚白的看法，“江南称为文物最盛处”的重要原因，是“天下瓜裂，中国衣冠多依齐台（指南唐创立者李昪）”［⑦ｒ］。将江南这一南方先进地区文化的进步都归之于北方移民显然有所夸张，但也并非毫无根据。例如，江南最著名的文人韩熙载便是一位移民，他不仅以自己的文学影响江南，而且“内念报国之意，莫急于人才，于是大开门馆，延纳隽彦，凡占一会一能之士，无不加意收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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