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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的社会经济形态：奴隶制还是封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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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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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愈烈的同时，大量农民破产，奴婢数量也有很大增加。如果说奴隶制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正在发展的生产方式，这正是大土地所有者扩大奴隶劳动以增加收入的有利时机。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由于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而土地兼并剧烈和奴婢数量激增反而是引发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王莽正是利用这场社会危机并以一些蛊惑人心的所谓“改制”来夺取政权的。值得注意的是，王莽一方面把许多因私铸钱而犯法的人没为官奴婢，另一方面却又禁止民间买卖奴婢，更名奴婢曰“私属”。“私属”一词见於《左传》等先秦文献。《左传》宣公十七年，卻克“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杜预注：“私属，家众也。”他们与家主之间，结有牢固的人身依附关系，但与奴隶身份有别。王莽把私家奴婢都改名为私属，并不简单是更换名称的问题，实际上是要把奴隶制关系改变为封建制的关系。这也说明，奴隶制在当时确实是很不得人心的。 三、封建生产方式主导地位的确立
战国时代，封建生产方式开始形成。那时侯，一些新兴贵族和平民中的大土地所有者对直接生产者所采取的剥削方式，大体上有以下三种：一种是依靠政治特权强制贫苦农民在自己土地上耕作，如《商君书·境内》所说：“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这是一种带有农奴制徭役劳动性质的役使方式。另一种是雇用贫民耕作，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所说：“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尽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这种衣食仰给于主人且可获得一定报酬的庸客，也就是后代所谓的雇工。再有一种就是把土地出租收取地租。《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说，商鞅变法之后，“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董仲舒对战国时代土地兼并的现象有所夸大，但战国时代已经出现出租土地的地主和租种土地的佃农当是事实。以上三种剥削方式都是带有封建制性质的生产关系。役使庶子的方式由于带有较多旧的剥削制度的痕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战国后期就逐渐消失了。至于租佃制和庸客制，则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秦汉时代主要的剥削方式。
《史记·平准书》说，汉武帝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这些“兼并豪党之徒”，有许多就是实行租佃制剥削的地主。如酷吏宁成因犯法抵罪髡钳，他“诈刻传出关归家”，“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之间，“致产数千金”。这个实行租佃制经营的豪强地主“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於郡守”。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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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122《酷吏列传》。
引《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在抨击秦朝“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之后，接着说：“汉兴，循而未改”。董仲舒在叙述农民的悲惨生活时，着重提出了“见税什伍”的封建租佃制给农民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可见这种经济关系在当时已经成为地主对农民主要的剥削方式。由于租佃制有利可图，不少权势豪富都想方设法扩大地产，以便有更多的土地用来出租。除了兼并农民土地之外，他们还从国家那里假得大量公田，再转手出租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盐铁论·园池》说：“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汉武帝通过告缗令所没收的大批商人土地，许多都假给权势之家再转假给农民，实行租佃制经营。王莽曾经把这种公田转假作为西汉王朝的一项弊政加以指责。他说：“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①东汉的荀悦也指出，西汉皇帝减轻田租(土地税)，其实只对地主有利，因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仍然要负担高额的地租。“官收百一之税，民输大半之赋，……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耳”。②如果“见税什五”的封建租佃制不是西汉地主豪强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王莽和荀悦是不会这样提出问题的。
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封建租佃制得到广泛发展。成帝时，陈汤上书奏请继续推行迁徙关东豪富於关中诸陵的政策，其理由是：“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③这些“多规良田，役使贫民”的富人，显然就是采取封建租佃制经营的地主。西汉末，马援在金城、天水交界处田牧，“与田户中分以自给”④，也是采取封建租佃制的经营方式。东汉一些出身贫穷农家的儒生，都曾租种地主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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