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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时期的贫富分化及其影响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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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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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失业”[x]，“一夫从役，举家失业”现象尤为普遍[xi]。农民因长期从事运役和“徒役”而导致的贫困使其处境维艰，一旦遇到灾荒，就会大批死亡。如太和七年（483）六月，“定州上言，为粥给饥人，所活九十四万七千余口”，九月，“冀州上言，为粥给饥民，所活七十五万一千七百余口”[xii]。这虽是极尽夸张之词，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饥民之多。到太和十一年，北魏境内“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馁死者多”，而处于社会上层的豪贵之家却是“奢僭过度”[xiii]。
虽然在北魏时期衡量贫富的标准因资料缺乏难以量化，但在汉唐时期，15钱是一个人维持生计的最低标准。《颜氏家训·治家》第五云：“邺下有一领军，贪积已甚，家僮八百，誓满一千；朝夕每人肴膳，以十五钱为率”。北齐境内的这个领军，每日仅给家僮饭钱15文，可以说属于当时的最低生活标准。此标准在唐代基本上亦是如此。唐人窦乂颇有经济头脑，曾雇佣长安诸坊小儿及金吾家小儿等，“日给饼三枚，钱十五文，付与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实其内，纳焉”[xiv]。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不论是北齐还是唐代，皆言每日十五钱以为基本生计，由此推论从北齐迄于唐，最下层民众之生活水准当在15钱上下，北魏可能也是如此。这种生活水平和那些日食万钱的世家大族相较，实有天壤之别。
孝文帝迁都洛阳，对鲜卑各阶层的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尤其对下层民众的破坏尤烈，“资产罄于迁移，牛畜毙于辇运”，“富者犹损太半，贫者可以意知”，“事农者未积二年之储，筑室者裁有数间之屋”[xv]。因此，代迁之民刚到洛阳之初，绝大多数民众“居无一椽之室，家阙儋石之粮”[xvi]，从而使贫富差距愈加明显。虽到洛阳后由于均田三长制的有效保证以及工商业的发展，使得孝文帝时就很快出现了“四方无事，国富民康，豪贵子弟，率以朋游为乐”的现象[xvii]。社会经济领域内出现一派“繁荣”景象，“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但这里的所谓“民康”只是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的表现，是上流社会的“康”而非整个社会群体之“康”。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帝族王侯、外戚公主”们，“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竞相“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上流社会的富裕达到惊人程度，如河间王元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缋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xviii]。元琛的巨额财富并非来自其俸禄，更不是劳动所得，而是其在中央和出任秦州刺史时，靠“多所受纳”和“在州聚敛”[xix]积聚起来的财富。元琛生活之奢华达到惊人地步，遣使从西域、波斯等地遍求名马，养马“以银为槽，金为环锁”，其家中不仅拥有“金瓶银瓮百余口”，而且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等作工奇妙的酒器，“皆从西域而来”；同时“锦罽珠玑，冰罗雾縠，充积其内。绣缬、䌷绫、丝彩、越葛、钱绢等不可数计”[xx]。高阳王元雍与元琛相较也毫不逊色，元雍“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宫”，“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元雍在生活上极尽奢华，“雍嗜口味，厚自奉养，一食必以数万钱为限，海陆珍羞，方丈於前。陈留侯李崇谓人曰：‘高阳一食，敌我千日”[xxi]。实际上李崇“富埒于雍”，只不过其“性俭啬”罢了，故而有“高阳一食，敌我千日”之叹[xxii]。当时如果没有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在以农业为主、社会生产尚处于低水平运行状态下的社会中，这种奢侈纵欲显然是不可能的。而统治者的畸形消费和对奢侈品的渴求又进一步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培植出一批刘宝式的富商巨贾。洛阳时代，工商业颇为兴盛，洛阳大市西所居住的工商货殖之家，“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xxiii]。《洛阳伽蓝记》所描述的北魏上流社会的富有足以说明财富集中之一斑。反映了随着拓跋鲜卑封建化的加深，进入北魏上层的汉族大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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