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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时期的贫富分化及其影响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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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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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同时，北魏政权也加大了社会救济的力度，成为北魏政府针对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现实所采取的主要举措。拓跋濬神瑞二年（415）十月下诏对那些因“频遇霜旱，年谷不登” ，不能自存者甚众的饥寒百姓，“出布帛仓谷以赈贫穷”[xiv]。蠲免赋税、开仓赈济，赐贫民以粮食布帛有魏一代史不绝书，到北魏后期，贫富差距愈大，政府的赈济亦愈频繁。如拓跋濬在太安五年（459）的诏令中要求六镇、云中、高平、二雍、秦州等地的地方长官对遭遇旱灾的饥民“开仓廪以赈之”，如果灾民“有流徙者，谕还桑梓，欲市籴他界，为关傍郡，通其交易之路”[xv]。延昌元年（512）正月，元恪“以频水旱，百姓饥弊，分遣使者，开仓赈恤”；三月，“州郡十一大水，诏开仓赈恤。以京师谷贵，出仓粟八十万石以赈贫者”；四月，“以旱，诏尚书与群司鞠理狱讼，诏河北民就谷燕、恒二州。辛未，诏饥民就谷六镇”等等。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二年（501）下诏，“比年以来，连有军旅，役务既多，百姓凋弊。宜时矜量，以拯民瘼。正调之外，诸妨害损民，一时蠲罢”。这种通过调控税收防止贫富差距加大和在灾荒之际救济灾民的举措应该说对处于社会下层的贫苦民而言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北魏以一贯之的行为，而是头痛医头的临时性举措，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北魏时期已经形成的巨大贫富差距。如元恪在景明二年蠲免赋税后，该年仍在“青、齐、徐、兖四州发生了饥荒，“大饥，民死者万余口”[xvi]。到孝明帝元诩孝昌初年（525），仅北镇地区饥民就达“二十余万”[xvii]。
在北魏采取的社会救济措施中，重视农业生产，提倡互助，希望以此来消弭自耕农的进一步贫困化，这是北魏政权颇为重视的一种举措。如拓跋晃在太平真君年间辅政期间，曾“修农职之教”，“其制，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垦殖锄耨。其有牛家与无牛家一人种田二十二亩，偿以私锄功七亩，如是为差，至与小、老无牛家种田七亩，小、老者偿以锄功二亩。皆以五口下贫家为率。各列家别口数，所劝种顷亩，明立簿目。所种者于地首标题姓名，以辨播殖之功”，“又禁饮洒、杂戏、弃本沽贩者。垦田大为增辟”[xviii]。“此后数年之中，军国用足矣”[xix]。延兴三年（473），孝文帝也下诏，“诏牧守令长，勤率百姓，无令失时。同部之内，贫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若不从诏，一门之内终身不仕。守宰不督察，免所居官”。北魏政权同时通过将一些禁封的良田赐与贫民以及一些苑囿“听民樵采”[xx]。这些措施应该说对恢复发展生产起到了一定作用。
贫困往往伴随疾病而生，疾病又进而加剧贫困，北魏也不例外。因此提供医疗服务于贫民也是北魏政府企冀消弭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举措。如拓跋弘皇兴四年（470）三月下诏赈济无钱治病之贫民，“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须药物，任医量给之”[xxi]。太和二十一年（497）孝文帝诏令“司州洛阳之民，年七十已上无子孙，六十以上无期亲，贫不自存者，给以衣食；及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无大功之亲穷困无以自疗者，皆于别坊遣医救护”[xxii]。永平三年（510），宣武帝元恪诏令太常寺“于闲敝之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并“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存精要”，编订医书30卷，“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耳”[xxiii]。这些举措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这也是北魏政府面对巨大贫富差距的无奈之举，当贫富差距加大到再也无法调控时，北魏政权面临的只有社会的动乱与分裂。
对北魏迁都洛阳后仅30余年就走向分裂一事，从唐宋以来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都有论述，绝大多数认为是北魏统治者的奢侈纵欲导致其灭亡，如北周宇文毓武成元年（559），左光禄大夫乐逊上言四事，其中一条就谈到北魏亡国的原因，“顷者魏都洛阳，一时殷盛，贵势之家，竞为侈靡，终使祸乱交兴，天下丧败”[xxiv]。王夫子在《读通鉴论》中也认为拓跋氏到洛阳后，“糜天下于无实之文，自诧升平之象，强宗大族，以奢相尚，而上莫之懲，于是而精悍之气销矣，朴固之风斲矣” [xxv]。许多学者对王夫子所言“精悍之气销矣，朴固之风斲”之论津津乐道，认为北魏快速灭亡原因就是汉化之结果，而忽视了其所言“强宗大族，以奢相尚，而上莫之懲”这一根本原因。实质上拓跋鲜卑“精悍之气销矣，朴固之风斲”只是“强宗大族，以奢相尚，而上莫之懲”的结果。而“强宗大族，以奢相尚，而上莫之懲”产生的根源就是社会财富恰恰高度集中于这些强宗大族之手所导致的贫富分化。
古代学者在论述贫困产生的原因时说道：“近古以来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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