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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时期的贫富分化及其影响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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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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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樵采自给”，“家贫布衣，妻子不立”，“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ii]。而绝大多数官员都是“好财利”，“政以贿成”者[iii]。如公孙轨就颇具典型。公孙轨为虎牢镇将时，“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两，载物而南”[iv]。官僚之间的贫富反差之大，从一方面也说明了贫富分化的加剧。到孝文帝实施班禄制后，虽然官吏的俸禄有了法理上的规定，但俸禄制同样有严重缺陷。北魏实行计户给禄制，每季一请，“其小郡太守，数户而己。一请止六尺绢，岁不满匹”[v]，而王公最高的年俸可达“岁禄万余，粟至四万”[vi]。差距之大，令人瞠目。这种财政体制上的缺陷导致了贫富分化现象的进一步加剧。
北魏社会转型对各阶层的冲击特别是对鲜卑部民的冲击导致贫富升降转换剧烈，这是北魏贫富差距形成的重要诱因。
北魏前期主要以统一黄河流域和对高车、柔然的军事打击为职事，鲜卑部落民主要以当兵打仗为主，其地位相对较高。同时在掠夺战争中虏获的数以千万计的牛羊、马匹、人口、粮食、珍宝等通过最高统治者的再分配，保证了拓跋鲜卑普通士兵的生活所需，生活来源有一定保障。因此后来在设立防备柔然的军镇时，“以北边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废仕宦，乃更独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vii]。但随着北方的统一和柔然威胁的解除，与南朝争华夏正统成为孝文帝的主要任务，于是政治重心南迁洛阳，以前作为“国之肺腑，寄以爪牙”的六镇将领，到洛阳时代，则“号为‘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viii]。而在北魏前期时刻有性命之虞的汉族士大夫随着胡汉合流的完成和鲜卑上层的汉化，更由于孝文帝的“雅重门族”[ix]，政治经济势力日益坐大，开始享有特权。如李冲受到北魏皇室重用后，其家乡“凉州土人悉免厮役”。而作为“帝乡旧门”的部分皇室贵胄此刻却“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本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x]。这种胡汉之间以及不同地域鲜卑之间因体制转换和重心转移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待遇差异和贫富分化加剧造成了鲜卑社会底层心理上的失衡，从而为社会动乱形成埋下祸根。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时期官僚利用职权经商，造成财富分配的进一步失衡，这也是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的重要原因。早在北魏初期就有系官商人为皇室和各级官员服务，甚至连皇太子也热衷跻身于经商行列。如拓跋焘时太子拓跋晃“营立私田，畜养鸡犬，乃至贩酤市廛，与民争利”[xi]。到拓跋濬时，官僚经商现象更为普遍，史言“高宗时，牧守之官颇为货利”[xii]就是如此。宣武帝元恪时，身为宰辅之首的元禧，在其职不谋其事，“从容推委，无所是非”，而是“昧求货贿，奴婢千数，田业盐铁遍于远近，臣吏僮隶，相继经营”[xiii]。有魏一代，象元禧这样以权谋商之事是一种普遍现象。就是边镇将士，也“皆无防寇御贼之心，唯有通商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值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xiv]。这说明自孝文帝太和八年给百官依品班俸后，相当一部分官吏仍在牟利经商。虽然孝明帝元诩在神龟三年（520）十二月颁布禁止官员“锢贴店肆，争利城市”的诏令[xv]，但北魏官僚经商之风并未因孝明帝的一纸诏令而有所收敛。
就北魏整个历史来看，造成贫富差距严重和百姓穷困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农民负担的沉重。徭役沉重是重要的一面。虽然北魏政权一直标榜“国家之制，赋役乃轻”[xvi]的惠民政策，实际上百姓的实际负担远远超过法令的规定。如太和八年以前相当长一段时间每户的平均赋税负担就达到帛3匹2丈、丝絮3斤、粟20石，这还不包括临时加征。即使是实行均田制和租调制后，绢帛增至户7匹、丝絮3斤、粟22.9石。这也仅仅是制度上的规定，老百姓的实际负担要远重于规定，就是边郡仅有一丁的小户，“计其征调之费，终岁乃有七缣”，官府催逼赋役更使这些小户“或有货易田宅，质妻卖子，呻吟道路，不可忍闻”[xvii]。而徭役诸如修宫殿、道路、城墙、转输粮食等等更是农民沉重负担，地方官吏也往往擅发徭役侵扰百姓，“擅有召役，逼雇不程”[xviii]。如果遇到战争，则临时加征的徭役又会沉重地压在民众头上，所谓“比年以来，连有军旅，役务既多，百姓凋弊”就是明证[xix]。这些沉重负担如果再和地方官吏与乡族势力对百姓的盘剥结合在一起，无疑会加速农民的贫困化。
[i] 参见严耀中著《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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